[案情]

2008年9月22日深夜，被告人劉某竄至建湖縣建陽鎮東溝村三組李某家中實施盜竊。劉某在翻找財物的過程中，被正巧起夜的李某察覺，李某隨即操起一件農具朝劉某大喝一聲，劉某被嚇得當場癱坐在地上。劉某眼見身材魁梧的李某正向自己走來，心中十分害怕，便順手拿起放在桌上的一把水果刀，作自殺狀，哭喊道：“你別過來，你再過來，我就死給你看。” 李某因劉某的舉動而愣住了，擔心如果真的鬧出人命來，事情可就大了。正當李某走神時，劉某借機迅速逃離了現場。經查，劉某并未帶走任何財物。

[審判]

建湖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劉某在實施盜竊行為的過程中，為了抗拒抓捕而以自殺相威脅，不屬于“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不符合刑法第269條之規定，不能構成搶劫罪。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判決被告人劉某無罪。

[評析]

本案爭議的焦點是：被告人劉某為了抗拒抓捕而以自殺相威脅，是否屬于轉化型搶劫中的“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

對于本案的處理，第一種意見認為，盡管劉某在實施盜竊行為的過程中，為了抗拒抓捕而以暴力相威脅，但劉某沒有實際占有財物，并且其威脅的情節也不嚴重，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如何適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指舊刑法第153條，相當于新刑法第269條??筆者注）的批復》（以下簡稱《批復》）的規定，劉某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第二種意見認為，搶劫罪的成立沒有數額限制，故事后搶劫也不應有數額限制。盡管劉某的盜竊行為并未實際占有財物，但其在實施盜竊行為的過程中，為了抗拒抓捕而以自殺相威脅，實際已對受害人的心理造成影響，并最終因此而逃脫，其行為完全符合刑法第269條之規定，應當以搶劫罪定罪處罰。第三種意見認為，盡管劉某在實施盜竊行為的過程中，為了抗拒抓捕而以自殺相威脅，但這種以自己為侵害對象的威脅，不屬于轉化型搶劫中的“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因此，劉某不構成搶劫罪。

根據刑法第269條的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刑法第263條關于搶劫罪的規定定罪處罰。這種情況理論上稱為轉化型搶劫或事后搶劫。適用刑法第269條認定為搶劫罪的行為，必須同時符合以下三個條件：一是前提條件：行為人實施了盜竊、詐騙、搶奪罪；二是行為條件：必須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三是目的條件：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目的是為了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證。另外，《批復》規定，根據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相當于新刑法第269條??筆者注）的規定，被告人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逮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條（相當于新刑法第263條??筆者注）搶劫罪處罰。在司法實踐中，有的被告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雖未達到“數額較大”，但為窩藏贓物、抗拒逮捕或者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嚴重的，可按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規定，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條搶劫罪處罰；如果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情節不嚴重、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對于轉化型搶劫的前提條件，筆者認為，盡管刑法的表述是“犯盜竊、詐騙、搶奪罪”，但并不意味著行為事實上已經構成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的既遂，而是意味著行為人有犯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的故意與行為，這樣理解，才能談得上盜竊、詐騙、搶奪罪向搶劫罪的轉化，否則不能認為是一種轉化。另一方面，搶劫罪的成立沒有數額限制，故事后搶劫也不應有數額限制。因此，行為人以犯罪故意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只要已經著手實行，不管是既遂還是未遂，不管所取得財物的數額大小，都符合“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的條件。

對于轉化型搶劫中的行為條件，筆者認為，“當場”是指行為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的現場以及被人追捕的整個過程與現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是指對抓捕者或者阻止其窩藏贓物、毀滅罪證的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這里的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脅，應達到足以抑制他人反抗的程度，但不要求事實上已經抑制了他人的反抗。需要研究的問題是，這里的“以暴力相威脅”的威脅內容是否應有所限定？筆者認為，轉化型搶劫行為，在理論上稱為準搶劫或事后搶劫，在適用法律上以搶劫罪定罪處罰，因此，轉化型搶劫其實就是搶劫行為的一種特殊情形，其客觀要件應當與搶劫罪的客觀要件具有一致性。構成搶劫罪要求行為人“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因此，轉化型搶劫中的“以暴力相威脅”應當與搶劫罪中的“脅迫”具有一致性。

搶劫罪的手段方法包括暴力方法、脅迫方法和其他方法。其中，脅迫方法是指以當場使用暴力相威脅，使被害人產生恐懼心理因而不敢反抗的行為。脅迫的內容是當場立即對財物的所有人、占有人、管理人等實施暴力，其特點是如不交付財物或者進行反抗，便立即實現脅迫的內容。從脅迫的內容來看，其要求暴力指向的對象或者說侵害的對象，應當是財物的所有人、占有人、管理人等。如果暴力所指向的對象并不是財物的所有人、占有人、管理人，就不能認定為“脅迫”。既然轉化型搶劫中的“以暴力相威脅”應當與搶劫罪中的“脅迫”具有一致性，則轉化型搶劫中“以暴力相威脅”的內容就應當是以財物的所有人、占有人、管理人等為侵害對象，而不能是其他人，包括行為人自己。

另外，搶劫罪除侵犯了他人財產外，還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權利，這是搶劫罪區別于其他財產犯罪的重要標志。轉化型搶劫作為搶劫行為的一種情形，其必然也應當同時侵犯財產權與人身權。因此，轉化型搶劫中“以暴力相威脅”的內容必須是以財物的所有人、占有人、管理人等為侵害對象，如果是以其他人或者行為人自己為侵害對象，就不可能同時侵犯財產權與人身權，也就不能構成搶劫罪。

結合本案來看，劉某以犯罪故意實施盜竊行為，并且已經著手實行，盡管其并未實際占有財物，但仍然符合轉化型搶劫的前提條件。劉某最終不能構成搶劫罪，既不是因為沒有實際占有財物，也不是因為威脅的情節不嚴重，而是因為劉某威脅的暴力指向是自己，不屬于轉化型搶劫中的“以暴力相威脅”，因此不能構成搶劫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