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訪室工作，每天或多或少都會面對不同的來訪者，他們或遭遇不公，前來投訴；或聲淚俱下，請求幫助；或苦大仇深，惡語相向；或歇斯底里，情緒激昂……每天如此循環往復的生活使我對很多人的印象已逐漸模糊，但總有那么幾個人卻讓我記憶深刻。而身邊有著一顆顆正直善良、關懷弱勢群體的愛心的同事們，在平凡崗位中對工作的敬業和執著，更讓我看在眼里，感動在心里。

 

傾心聆聽  鈍化矛盾

 

來訪人員中，今年60出頭的陳某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她體型單薄，孱弱的身體似乎再也不堪生活的重壓。在上世紀80年代，陳某響應政府號召進行計劃生育結扎手續，原來身體僅有小恙的她不曾想術后產生并發癥，致腸粘連和盆腔粘連，此后陳某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本來身強力壯的勞動好手不得不轉至福利廠工作，直至提前退休。在遭受病痛折磨的同時，陳某的心理產生了巨大的落差，她固執地將自己身體所遭遇的變故全部歸咎于政府身上……

 

對怒氣沖沖的陳某在憤懣和埋怨支配下的過激言辭，承辦人蔡紅琴沒有絲毫的計較。因為她知道陳某需要傾訴，適時的發泄會讓陳某的內心得到些許的平衡。不知道多少次了，每一回陳某來到法庭，蔡紅琴總是熱情地招呼她坐下，然后倒上一杯熱茶，面帶微笑，極富耐心地傾聽，再對陳某溫情勸解。與此同時，她積極與被告真誠溝通，督促對方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促和解。經過數輪談判，幾番討價還價，雙方達成了一致意見。就在簽和解協議的節骨眼上，陳某卻因癲癇病發作，突然暈倒在法庭內……蔡紅琴見狀，立即對陳某進行人工呼吸，撥打“120”將她送至醫院救治，并墊付了急診的醫療費用……出院后的陳某感動不已，不再堅持原本過高的訴求，與政府簽訂了和解協議，主動向法院撤回了起訴。

 

事情至此本該畫上完美的句號，就在大家都松了口氣的時候，前段時間，陳某又來信訪室反映，和解協議中各方對條款內容的理解上還有不盡一致的地方，要求法院繼續處理。蔡紅琴獲悉后，二話沒說，即與三茅鎮、市計生委等部門的分管領導進行溝通協調，又繼續做陳的思想工作，以統一認識，消除偏差。最后陳某由衷地對我說：“你們法院為我的事情做了這么多工作，我這個老婆子滿足了，在法院里，我遇到的都是好人啊！……”

 

今年28歲的連云港籍外來人員李某在揚中務工期間發生意外，構成二級傷殘。經仲裁委仲裁，被告應賠償其各項損失合計89萬余元，但被告一直未能履行賠償義務。李某的妻子因不堪生活重壓，在災難面前選擇了離開。5月份以來，李某之父數次至院信訪辦，稱自己和家人居無定所、露宿車站、橋洞內。而經受身體和精神雙重打擊的李某則揚言準備和家人一同“死”在揚中。在向李某耐心釋法明理后，我們及時向執行局反饋了該信訪信息。執行員張有斌一方面積極與李某進行溝通，一方面對已扣押的財產進行拍賣，后在本院主持下，李某與被執行人某公司達成了和解協議，該案現已履行完畢，真正實現了案結事了。

 

傾情調解  鼎力相助

 

10月下旬的一天，一個衣著簡樸，面容滄桑的中年婦女前來哭訴：“律師（法律援助）在案件調解時不告訴我，也不幫我說話，現我受了傷沒錢看病，主家（雇主）非但不認賬還說沒錢賠償，叫我一個女人怎么辦啊？……。”看著這張似曾相識的臉，我有些愣住了，這時她主動說：“你不認識我了，我為兒子鄧楊的案件找過你們院長，他就在這兒曾經接待過我，還幫我解決過事情呢!”

 

聽了她的介紹我終于想起她叫張成林，系湖北籍在揚中務工人員，丈夫常年患有精神抑郁癥，三個孩子均在校讀書，在經濟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下，她曾于2011年3月為其兒子的案件在市政府門前下跪請愿，要求被告一次性解決其兒子人身損害賠償款。后該案由新壩法庭庭外調解，并督促被告履行到位。而這次她是為自己在打工中手臂受傷的事情而來，案件正在民一庭審理。聽完她的講述，我先對她進行心理安慰，同時進行勸解，后隨即將來訪的有關情況向民一庭進行反饋。

 

再見張成林時，是11月上旬，同樣是風塵仆仆的她面帶笑容來到我的辦公室，感動地說：“謝謝你們法院的張法官（張衛國）啊，他為我的案件做了不少工作，現在主家（雇主）同意賠償我6000元錢，今天就是來拿錢的。還要謝謝你們法院，幫了我們全家的忙！我治好了病，還要繼續在揚中打工！”還有什么比聽到這些話更讓人覺得溫暖和舒心呢！

 

傾力執行  修復親情

 

“你們法院的判決書還有沒有用，是廢紙一張嗎？……”這樣的場景，幾乎每周都要在辦公室里上演幾次。對手持判決書卻遭遇執行難瓶頸的當事人在情緒失控后爆發下的指責和謾罵，我們已經因習慣而變得淡然。王某曾經也是其中的一員，今年才四十多歲的王某，身材佝僂，頭發斑白，看起來比真實年齡要蒼老許多。他來過幾次，為索要借給親戚姚某的2萬元錢。夫妻倆均無固定工作，收入微薄，還要負擔一個上大學和上中學的女兒。無力還款的姚某選擇了逃避，一開始和法院玩起“躲貓貓”，后索性躲到外地。承辦人徐立新遂根據客觀事實，對王某進行解釋說明，但王某卻猜疑承辦人是想推卸責任。對徐法官表示的“只要提供姚某的行蹤或財產線索，法院就將立即行動”這句話，也是將信將疑。二個月后的一天，無意中獲悉姚某已回揚中的王某，將姚某的暫住地址等信息提供給執行局。沒想到第二天上午六點多，徐立新已和執行局的其他兩名同志駐守在在姚某的出租屋外了，40分鐘后，待姚某欲騎車外出辦事時迅速出擊，將姚某成功擒獲。

 

面對突如其來的執行人員，姚某儼然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樣子，抱著反正自己沒錢，你們拿我也沒轍的心態，任憑法官怎么做工作，就是倆字——沒錢。但徐立新并未氣餒，考慮雙方具有親戚關系，不斷地從親情、法理、人情等方面輪番對姚某和王某做思想工作，最終姚某提出一次性還款18000元，王某亦表示同意放棄利息，了結此案。拿錢的那天，王某對我說：“本來我還不相信徐法官的話，現在我信了——法官說話是算數的！我也不怪姚某了，說實話他也有難處……”

 

類似這樣的事例還有太多太多，每天都在悄然演繹，不勝枚舉。我們的身邊也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一線工作人員，在高強度、高節奏、高壓力下，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忍受著當事人的不屑與指責，誤解和辱罵，他們傾心聆聽、傾情調解、傾力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