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口罩機等防疫物資設備行情走俏，相關行業經營者獲利頗豐。由于價格漲跌波動較大，部分商家為了謀取利潤，惡意調價、違約轉售不斷出現，炒作倒賣物資、哄抬物價行為也屢見不鮮。

賣方不當解除合同應承擔何種責任？買方不誠信履行合同，訂立合同即是為了炒作牟利的，法律是否支持鼓勵？日前，相城法院審結的一起口罩機買賣合同糾紛案件判決中，旗幟鮮明地表明了司法的態度。

2020年4月初，王某作為買方，與賣方某公司簽訂口罩機買賣合同，約定價款130萬元，簽約時預付了65萬元。后賣方通知王某至案外人處試機。試機當日，王某電聯賣方要求該公司將口罩機以155萬元的價格轉賣給他人，差價25萬元歸王某，賣方表示馬上聯系是否有客戶需要。后該公司向王某發函要求終止合同，并退還了65萬元預付款。王某認為該公司解除合同時，口罩機市場價已漲至210萬元，公司為謀取暴利無故解除合同造成其轉售利益損失80萬元，應予以賠償，故訴至法院。

蘇州市相城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在合同實際履行過程中，王某表示希望由賣方代其將設備出售給第三方，并由其獲取差價利潤。這一要求，并不改變原合同的性質，僅是在履行該合同基礎上，另行建立委托某公司出售合同標的物的法律關系。無論該公司是否接受該委托，均不影響原合同項下雙方交付、驗收、接收合同標的物的權利義務關系。某公司在王某不放棄合同權益，又無明顯征兆表明其將拒絕接收標的物、不履行合同義務的前提下，不履行催告、通知義務即徑行單方決定解除合同，已經構成違約，應承擔違約責任。

王某在簽訂合同后，并非自行組織生產，而是一再要求某公司轉售設備以快速獲取利潤。對于這類在疫情期間倒賣防疫物資，有損于全社會經濟秩序、疫情防控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為，不應得到法律的鼓勵。王某若非堅持變更原合同履行方式，一再要求委托某公司將標的物另行售出，而是積極檢驗、接收標的物，則可能不會出現本案合同不被履行的結果。因此，王某對于合同沒有履行而言，亦有一定過錯。

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行為與后果關聯程度以及可得利益等因素，酌定某公司賠償王某損失20萬元。該判決作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上訴，被告已經自動履行了判決確定的義務。

法官寄語：對于涉疫情防控有關物資買賣合同，出賣人不誠信履行合同所導致的違約責任，應當包括買受人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或將損失賠償額確定為出賣人將標的物另外售賣他人所獲得的差價。

有證據證明賣方簽訂合同后將標的物高價轉售的，買方有權請求按差價部分作為違約賠償金。但是，疫情期間，部分商家及個人通過高價轉售口罩、口罩原材料、口罩機、消毒液等防疫用品，牟取暴利，導致部分防疫物資價格畸形上漲，妨礙市場秩序和防疫工作大局，損害了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其炒作倒賣防疫物資設備的行為，也應當受到法律的否定評價。人民法院在審理該類案件時，應當綜合考慮當事人違約情況、違約行為與后果的因果關系后，妥善衡平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優化疫情下的法治化營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