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拖欠農民工工資這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有專家呼吁的“在刑法中增設拖欠工資罪，作為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對于拖欠工資數額較大或情節惡劣的，按刑事犯罪處理；嚴格勞動監察機構職責，對瀆職人員追究法律責任”。筆者對此不敢茍同。

誠然，如大部分人所認識的那樣，伴隨著城市發展的日新月異，留下的是千萬農民工的辛苦汗水。農民工群體儼然已經成為城市建設的主流，是一個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付出的辛勤勞動，理應得到合理而及時的工資報酬。如果農民工的工資無故被拖欠，基本的生計無法維持，那對他們是很不公平的。然而，農民工相對于工程發包方、建設方等是明顯的弱勢群體，其工資報酬等合法權益極易受到損害，一旦廣大農民工的工資等合法權益依靠正常途徑得不到解決，工資被長期拖欠，大量農民工的“勞資”矛盾不能有效疏解，必將引發嚴重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于和諧社會建設極為不利。但從維護法律的嚴肅性和公民權利免遭“模糊侵害”的原則出發，不應對“拖欠工資” 入罪給以擅斷和肯定，將“拖欠工資”入罪，則有悖罪刑法定原則。

首先，社會法律關系為方方面面的，或為民事，或為刑事，或為行政等等。筆者認為，工資的支付是以勞動者付出同等勞動為對價的，其一般是于勞動者付出勞動之后實現（當然也有部分是提前支付的，但絕大部分是先勞動后支付的），其涉及的為兩個主體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盡管“拖欠工資”則明顯是雇傭方違背約定的行為，或者是故意，或者是確無能力，其應為民法所調整。

其次，鑒于刑法對社會秩序以及公民權利的影響力度，對于罪名的設置無疑應當遵循嚴格審慎的原則。應當承認的是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條文時不可能包羅萬象，有些條款在制定時未能涵蓋某種社會現象，或者可能是因為立法者無意間的疏忽，或者則是出于立法技術的原因，比如某些情形可能屬于眾所周知或不言而喻的事項，因而不必特意強調，以免法律“身軀過于臃腫”。“拖欠工資”應為屬于后者。將“拖欠工資”入罪固然可以給那些惡意欠薪的老板予以法律制裁，但并不能保證農民工權益的實現。比如，有些老板轉移資產，將自己搞成“破產”，寧愿承擔法律責任而拒不償還農民工工資，

此外，刑罰作為最嚴厲的制裁手段，在其實施過程中應當盡量秉承謙抑性原則，或遵循“盡量窮盡其他救濟方式或處罰手段”的原則。筆者以為，在目前法律體系內，農民工索要“拖欠工資”，可以有許多選擇解脫或尋求救助的途徑，更為重要的是作為社會事務的執行者的政府部門，應完善其監管職能。政府應從“責任政府“的憲法角度，積極作為，及時以一個農民工維權者的姿態站出來，施以有效的公權利的救濟，幫助農民討還工資，維護合法權益。這應成為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根本解決方向。倘若放棄采取這些民事或行政救濟手段，而徑行要求追究”拖欠工資“者的刑事責任，難免有泛刑化傾向，不僅會引發一定的社會恐慌，也不利于營建和諧社會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