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1日，李某在中午已經飲酒的情況下，晚上和妻子王某（即本案原告）騎摩托車到被告張某家中參加婚宴，在酒席上繼續飲酒。宴席結束后李某在妻子的陪同下騎摩托車離開，回家的路上因交通事故致死，后經檢驗，李某體內酒精含量為152.6mg/100ml，已到達醉酒狀態，交警大隊認定李某對該起交通事故負全部責任。李某的妻子、兒子和母親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喜宴組織者張某承擔賠償責任。

　　本案爭議的主要問題是婚宴組織者的注意義務應當如何界定，這決定了其是否承擔責任以及承擔何種比例的責任。原告主張張某對死者的人身安全負有附隨義務，但是依照我國現有法律規定，安全保障義務是商業活動中經營者的附隨義務，組織婚宴完全不同于商業性的行為。眾所周知，婚宴舉辦者提供白酒給客人使用，符合傳統的風俗習慣，組織者提醒來賓不喝或者少喝酒也與常理不符，因此參加婚宴者應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來決定自己的飲酒量。按常理說，張某作為組織者負有一定的注意義務，這種義務一方面表現在合理安排宴席，保障活動順利進行，避免惡意勸酒、鬧酒等現象出現，對于宴會參加者出現的身體不適等情況及時關注，組織人員進行照料或救治；另一方面表現在應當在賓客離開時留意其狀態及是否適合開車，進而決定應否提醒其小心駕駛或者安排車輛將其安全送回家中。張某存在一定程度的疏忽，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而本案的特殊之處在于，死者李某是在妻子的陪同下離開，首先李某作為一個成年人，應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明知自己的酒量和身體狀況，仍在中午已經飲酒的情況下放任自己的行為，晚上繼續大量飲酒，并且將飲酒不開車的基本法則拋諸腦后，而隨同的妻子在知曉這些事實的情況下，沒有盡到照顧義務，致使李某在駕車回家途中遇車禍身亡，這些客觀情況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婚宴組織者張某的注意義務，相應的，其應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也隨之減輕。另外，沒有證據證明李某所在飯桌上存在勸酒、鬧酒的情況，在這一點上也不存在任何人的過錯。考慮到本案中死者李某的家庭情況，女兒尚且年幼，寡母無人照料，加之張某在注意義務上的輕微過失以及作為組織宴席的受益方，可以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判令婚宴組織者張某賠償10000元。

　　近年來，因共同飲酒過程中引發的侵權糾紛數量快速上升，其糾紛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飲酒人本身所受損害，另一種是飲酒人酒后行為導致對第三人的損害。在這兩類案件中，酒宴主人和其他同飲者應否對損害承擔賠償責任，成為當事人爭辯的焦點。

　　筆者認為，根據鄰人規則理論，“一個人作為或者不作為時應該考慮受自己行為直接、緊密影響之人的利益”，作為酒宴主人和其他同飲者，與醉酒者存在特殊的關系。在同飲者醉酒情況下，酒宴主人和同飲者負有安全保障義務，以保護同飲醉酒者的生命健康權益。

　　侵權法上的過錯可以體現為侵害他人權益的積極和故意，也可以體現為對他人受損的懈怠和疏忽。那么，酒宴主人或酒宴同飲者應當盡到怎樣的安全保障義務？筆者認為，酒宴主人及酒宴同飲者應當注意以下幾點：一是酒宴上不要過度勸酒，甚至拼酒，由此造成同飲者健康損害的，須承擔民事責任。二是對同飲者過度飲酒行為，應加提醒或者制止。三是在同飲者醉酒而處于危險狀態下，應及時送醫治療。四是酒宴結束后，應將醉酒者妥善安全送回家。五是對同飲者酒后駕車離開的行為，應加以有效提醒及勸阻。但是在法律實踐中，應結合具體的案情具體分析，不可過分強加宴席組織者和同飲者的義務，這樣既有失公允，也會產生不良的社會向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