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法官，究竟有多少個十年可以奮斗？姜霜菊的工作軌跡也許給出了一個可拷貝的模式。

　　第一個十年，她在贛榆縣青口法庭干書記員。80年代初，大量民間糾紛涌到法院，這十年成為她人生積累最豐厚的十年。

　　第二個十年，她任贛榆法院民庭審判員，更多類型案件的處理，與更多當事人打交道，讓她積累了豐富的調解經驗。

　　第三個十年，她厚積薄發，連續多年審結案件數、調解率、上訪率等各項指標在全院乃至全市法院名列前茅。她先后被評為全國“維護國防利益和軍人軍屬合法權益工作先進個人”、“全國法院指導人民調解工作先進個人”、“全國辦案標兵”、“省優秀共產黨員”、“省三八紅旗手”，而新近獲評的江蘇省“三創三先之星”更是把她的事業推向了頂峰。黃海之濱的海港城市連云港，姜霜菊，這個名字已是家喻戶曉。

　　然而，她還是那個做事疾如風、性情淡如菊的她。贛榆法院“姜霜菊調解工作室”成立首月，她辦理案件143件，其中訴前調解96件，和解31件，速裁16件，當場兌現57件，兌現金額高達333.6萬元。

　　“姜大姐還有兩年就要退休了，成立工作室是想留住她的調解經驗，更重要的是想留住一個心中裝著司法為民大情懷的身邊的榜樣。”贛榆法院院長宋金林如是說。

　　也許，這一“留”，將會成就又一個別樣芳華的十年。

　　菊之純--

　　她騎著自行車跑遍贛榆鎮村

　　1984年，春暖花開時節，姜霜菊調入贛榆法院青口法庭。上班第一天，法庭配備了三件辦案必備物品：雨衣、公文包和一輛“大橋牌”自行車。自此，轄區老鄉們總能看到這樣一個年輕的身影：她身著深藍色法官制服，騎著一輛老式自行車，穿行在縣城周邊的鄉鎮農村。這一騎，就是十年。

　　“那時候條件艱苦，辦案沒有汽車，法庭轄區又多在農村。婚姻家庭案件、相鄰權糾紛案件，幾乎都要辦案人員出現場辦理。有時候中午估摸著回不來，就帶上煎餅和咸菜，開飯時到老百姓家借口湯喝喝。”姜霜菊回憶起當年下鄉辦案的情形，一天下午，她和同事回法庭途中，突然雷電交加大雨如注，她和同事連人帶車沖下圩溝，幸被一位路過的老鹽民救起。

　　這便是上世紀80年代用一輛自行車走出的“群眾路線”。“去村里多了，老百姓自然熟悉了。辦個案子回來，車簍里總是塞滿了鄉親們送的韭菜、菠菜、西紅柿，都是老百姓的一片心哪！”

　　這是1984年冬天姜霜菊參與主調的第一場重大糾紛。臨近年關，城南鄉一位老人因事故失去了兒子，因害怕兒媳婦改嫁帶走年幼的孫子，于是偷偷帶著孫子躲到了黑龍江的親戚家。喪夫失子的兒媳婦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大喊著要燒毀婆家的房子，來個“魚死網破”。

　　村里、鎮里把這一有著嚴重隱患的家庭糾紛告知法院，姜霜菊冒著刺骨寒風，和同事騎車跑了40多里趕到當事人住的地方，一進門就驚呆了：只見兒媳婦趴在冰冷的地面上，披頭散發，目光呆滯，正在大口大口喘著粗氣，她連哭喊的力氣也沒有了。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姜霜菊連忙把她抱到炕上：“大妹子，有什么心里話就跟我這個當姐姐的說，把心里的苦都倒出來……”兒媳婦一把抓住她的手，撕心裂肺地喊道：“我的命苦啊，比黃連苦啊……”

　　接下來四個小時的調解中，姜霜菊聯系到老人，老人答應盡快帶孫子返鄉，兒媳婦也在溫暖撫慰中漸漸平息了心中的悲痛和怨憤。“很多年以后，兒媳婦趴在冰冷的地面上披頭散發的悲痛情景還會在眼前浮現。從此庭里一有婚姻家庭案件我就會主動要求辦理，希望通過自己的執法辦案讓農村女人少些苦，男人多些責任，孩子多些關愛，家庭多些歡笑。”

　　“家里疙瘩解，法院找小姜！”小有名氣后的姜霜菊還是一身藍制服，匆匆奔忙在腳下這片土地，“那時候剛生了孩子，去村里辦案奶漲了怎么辦？找一條大毛巾胸前一扎，蹬上車就上路了。”

　　法庭十年，給了姜霜菊法官生涯最初的積淀：鄰里矛盾，家庭糾紛，夫妻反目，糾紛的起因大到房產，小到四五毛錢一片的瓦片，雞毛蒜皮，零零碎碎。“特別是農村大家庭，一開庭來幾十號人，雙方把法庭圍得像個集市。有一言不發大打出手的，有喝醉酒借酒撒潑的，有懷揣菜刀準備拼命的。見多了好啊，辦案多了應變能力，性格也變得從容多了，淡定多了。”說到這里，我們的“淡定姐”姜霜菊抿嘴一樂。

　　菊之靈--

　　她被老百姓稱為“調解法官”

　　“先不要嚷嚷，聽我說，我來告訴你什么叫評估。打個比方，十年前你用10萬元買一套房子，現在被別人拆了，賠你10萬元，你同意嗎？”

　　“那不行，現在的房子值30萬元。”

　　“那好。你坐的椅子我們法院買的時候是1000元，現在買新的才800元，今天你不小心坐壞了，讓你賠1000元，你同意嗎？”

　　“那也不行，買新的才800元，憑什么讓我賠1000元？”

　　“好，現在回到你們爭議的墓碑賠償問題上。到法院賠償你的數額，是當天砸碎時的市場價。墓碑市場價值多少，我說了不算，你說了也不算，只有物價部門說了算。你要到物價部門讓他們給你的墓碑定價，然后我們再按照物價部門定價處理你的賠償問題。現在懂了吧？”

　　這是一段90年代初，姜霜菊從法庭調入贛榆法院民庭，對一起財產損害糾紛案件的調解實錄。娓娓道來的語言，深入淺出的比喻，讓“調解法官”的名號不脛而走。

　　“其實案件審理多用調解源于法庭時期。那時法庭人少啊，很多案子需要自己審，自己執。我就發現，把調解工作貫穿審理執行全過程，這個方法好用！”姜霜菊說起80年代末贛榆農村最為棘手的離婚后財產分割糾紛，“女方要把嫁妝拉回去。陪嫁時的杯子，柜子甚至毛巾拖鞋，一樣也不能少。如果你判決了，判決書上錯一個字、漏一個字，比如掛衣櫥寫成書櫥或者簡單的一個'櫥'字都不行，將導致無法執行。被子還要標明里子面子各是男女哪一方的，否則又無法執行。得了，還是先庭上調解，執行中繼續調解這樣好，執行時法官拿個本本坐在男方家門口，女方往外抬嫁妝，抬走一樣畫掉一樣，遇到爭執，現場調解見招拆招，這個方法最好使。”

　　把緊貼地氣的調解理念與方法帶到法院民庭，十年時間，成就了“姜霜菊經手的案子基本調解結案”這樣一個90年代還很鮮聞的“神話”。這時期更多類型案件的審理，讓她著意于各種調解方法的總結歸納：如針對年齡大或情緒偏激型當事人的類比分析法，針對婚姻家庭類案件當事人的親情感化法，處理財產損害賠償、農村承包合同、排除妨礙等案件的現場協商法等。

　　11月4日，記者隨同姜霜菊做了一次“現場回訪”。秋日陽光下，贛榆縣墩尚鎮泥鰍產業園的水塘，不停冒著小泥鰍們吐出的泡泡。多年以來，張某與王某在產業園養殖泥鰍，后因家庭糾紛，被告張某將原告王某兩間房屋拆除，并強行把電瓶車、電視機等生活用品搶走。本來案子已經調解好了，但隨后卻發生了“案中案”：原告來拉物品時發現電瓶車壞了，而且房子的磚瓦數也少了。雙方又開始吵鬧并現場揪打起來。

　　到底磚瓦少了多少？兩家人在姜霜菊指揮下，把磚瓦都搬出一字擺開，一片片數，又用小竹竿充當尺子進行丈量，最終數清楚丟失的磚瓦，并折合85元。最終此案現場調解徹底結案。

　　“這清清楚楚的85元用了一個下午，但是做到了徹底案結事了，值！”姜霜菊話音未落，剛到路口，就看見王某一家遠遠地迎了上來。在泥鰍產業園現場，記者看到，依然毗鄰而居的兩家相處融洽，“運送泥鰍飼料時，我們都互相幫襯著看管飼料呢！”兩家人說道。

　　2000年初，江蘇法院衡量辦案質效的科學指標與考評體系逐步建立，調解也漸漸成為法院化解矛盾糾紛的主要工作方法。在法官審判業績考評中，姜霜菊這個名字迅速脫穎而出：調解率、改判率、息訴率，幾乎所有數據在贛榆法院乃至全市法院名列第一，其年均近600件的辦案數甚至可以和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法院辦案狀元們比肩。

　　法院的年輕法官們對45歲的姜霜菊開玩笑地說，“奔五”的姜大姐終于“火”了！

　　菊之韌--

　　她把開庭傳票送到鄂爾多斯

　　多年一線辦案的磨煉，使姜霜菊練就了一身矛盾糾紛化解的硬本領。2005年擔任贛榆法院民庭副庭長以來，她承擔了院里交辦的一大批各類矛盾激化、重大疑難案件：有多年積案，重審再審長達20余年的房產案、全國人大交辦的一審二審信訪案、拆遷“釘子戶”案等，幾乎件件做到案結事了。

　　2005年8月，清理積案過程中，她負責處理一起被擱置了3年之久的重大交通事故糾紛：2002年，一輛掛著內蒙古牌號的大貨車路經贛榆途中，與一輛拖拉機相撞。拖拉機翻在路邊，造成拖拉機上18個農民不同程度受傷。大貨車主和駕駛員棄車而逃不知去向。

　　重閱案卷，姜霜菊明白只有找到肇事車主，讓車主真正承擔起責任，才能達到案結事了的目的。她決定親自跑一趟，去做當事人的工作。

　　她顧不上高溫酷暑，帶上100片暈車藥，就和一名男同事出發了。為了節省開支，兩人擠進朋友拉海鮮的貨車里，星夜兼程趕往車主和駕駛員可能居住地大連。經過5個小時的長途奔波到煙臺已是凌晨1點。夏夜的海風涼中帶著寒氣，把身體單薄的姜霜菊凍得瑟瑟發抖。船一靠岸，顧不上舟車勞頓，立即雇車向大連的深山駛去，終于在深夜找到肇事駕駛員的家。傳票留下后，又從其口中打聽到車主的住址，便馬不停蹄地趕往，把開庭傳票送到肇事車主手中。車主看著一臉疲憊、真誠的姜霜菊，爽快地接下傳票保證準時出庭。辭別車主，又從大連乘火車至北京，趕往內蒙古去尋找肇事貨車的掛靠單位。幾經輾轉，終于把開庭傳票送到位于鄂爾多斯的掛靠單位。

　　讓姜霜菊欣慰的是，開庭那天，躲避3年之久的車主準時出現在被告席上，主動履行了賠償義務，贏得了原告的諒解。

　　傲霜東籬菊，蕊芳自清遠。法院同事形象地比喻說，姜大姐身上的這股干勁和韌勁，就像是醫治案件陳年痼疾的一劑猛藥。有了這么一劑藥，那病就好得快好得徹底！

　　有這樣一起案件，雙方當事人姓李，是自家親兄弟。倆人因解放初期遺留的家庭房產發生糾紛，從1984年開始訴訟，起訴、撤訴、再起訴……一場馬拉松式的官司一晃過去20多年。審理過該案的多任法官都已經退休了，連訴爭的房屋都被拆遷了，這場糾紛也沒有畫上句號。

　　姜霜菊接案后，想到原、被告雙方畢竟有著血濃于水的同胞親情，決定著手進行調解。她很快發現，因雙方訴爭的房屋系50年代土地改革時的房產，現又拆遷，原告的訴訟請求證據明顯較為薄弱。抓住這一點，她先后近十次主持調解工作，積極引導雙方當事人自愿選擇調解程序并達成了調解協議，從而結束了這起纏訴20多年的紛爭。

　　“知道雙方調解協議簽字時的心情嗎？我真是想大喊出來，想出去大唱一場，大喝一場！”說到這里，她炯炯有神的眼中閃現出淚光。其實姜霜菊后來什么也沒做，只是打了個很激動的電話給一直關注該案、年近八十的老院長，“老院長，賠了一萬五，就把他們要求至少4倍這個數才能調解的案子解決啦！”

　　“這種激情，是30年來對工作不竭的忠誠與干勁！”連云港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薛劍祥深有感觸地說：“姜霜菊扎根基層30年的勤勉與執著讓我們看到，法院人，也許你是腳踏實地老黃牛型，也許你是創新思維千里馬型，忠誠與干勁應是干好事業共同的意志品質與精神操守。”

　　法，是一種大愛

　　人們說，法不容情。在我看來，法所不容的是一種“小我”的私情。法，應是一種大愛，去愛這世上每一位需要保護的人。法官就是這大愛的執行者、傳遞者。

　　--姜霜菊

　　1984年春天的一個午后，一紙調令將姜霜菊的未來與法院緊緊聯系在一起。

　　父母是極樂意的。“去法院好，要當就當個伸張正義的好法官，當個老百姓喜愛的好法官。”

　　老百姓喜愛？父母這一略顯意外的要求讓姜霜菊琢磨了許久。然而喜愛這種情感，從周圍，特別是從母親身上她已有太多體悟，“母親是個心地善良的人，住在周圍的鄰居都能得到她的幫助。誰家媳婦手笨些，她會幫著別人去縫縫補補。誰家大人回來晚，孩子放學她會幫著接到家里，做個飯，看著做作業。”善良的母親深得鄰居們的喜愛。而那時起，姜霜菊就明白一個樸素的道理，獲得喜愛是因為曾經的付出。

　　后來的姜霜菊一直在踐行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執法辦案之外，對于當事人，還可以、還應該有更多的付出。因此，她收獲的不僅是當事人基于對法官職業的尊敬，還有一種更溫暖的感情--喜愛，來自老百姓的喜愛。

　　有這樣一個案子。一個開出租車的80后年輕人，開車時撞傷了一個老大爺。巧的是，年輕人的汽車保險剛好超了一天，所有賠償費用都要他自己掏。開庭時，憋了一肚子火的他專門坐到了離姜霜菊最遠的席位上。調解過程中，姜霜菊長輩般誠心耐心解釋，親人般設身處地著想，消融了年輕人心中的堅冰。傾聽過程中，年輕人一點點從被告席最遠的座位挪到了離姜霜菊最近的位子。最終，心服口服的年輕人聽從了調解建議，賣車還錢。

　　可找車子時，年輕人又遇到了麻煩，因為車被扣了好幾天，不知道在哪里。姜霜菊得知后，托了一大圈熟人，終于找到了車。年輕人就此深深記住了這個臉上一直掛著淡淡笑容的“姜阿姨”。

　　法不容情，但是法外有情。一個法官多做的這些，便是情的緣起。“她用愛心、耐心、誠心和公心，在老百姓心中，一筆筆勾畫出人民法官的光輝形象。”贛榆縣委書記王加培這樣評價。

　　采訪過程中，一個40歲左右，身著藍衣，扎著土布頭巾的女人推門進屋。奇怪的是，她進屋就開始訴說，訴說丈夫對她的種種不好，說到傷心處，淚水成串地流。姜霜菊輕拍她的肩膀，耐心地勸著。藍衣女子訴說了半個小時，情緒漸漸緩和，說了聲：“姜大姐，俺走了。”掩上門安靜地走了。

　　“她曾經到法院起訴過離婚，案子不是我經手的，但有了委屈就會找我訴說。每次來的時候，就像帶著一顆'炸彈'，勸好走了，下次生了氣，就又帶著'炸彈'來了。”

　　“你把這當成自己的事？”

　　“想想啊，一個女人，頂著大風，騎車一個多小時來找你，就是為了找你訴訴委屈。怎么能不是自己的事？”說到這里，姜霜菊想起什么似的，“一會兒得給她打個電話，看她到家沒。今天這么大的風。”

　　記者似乎為這樣一個問題找到了答案：為什么當事人會稱她為“姜大姐”、“姜阿姨”，而不只是“姜法官”。因為她是法之大愛的傳遞者，她獲得了老百姓發自內心的--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