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上街，不等于沒人逛街”，電視里傳來這句耳熟能詳的廣告語，讓我不由得想起那個因網購引發的糾紛案。

 

那是去年10月，我承辦了一件郵寄服務合同糾紛案。從訴狀材料看，案件并不復雜，就是原告寄的手機被快遞公司弄丟了，要求賠償。

 

案件如期開庭，我讓原告先陳述訴訟請求及事實理由。原告李某皺著眉頭：“我就是不服這個氣。我從網上買了兩部手機，其中一部有點問題。賣家同意調換，我就到某快遞公司在我們鎮上的代辦點寄了出去，但后來賣家反饋說手機丟了。我的要求不高，手機買了600元，快遞公司得賠償，同時承擔因此造成的誤工費、交通費、電話費、材料費以及本案的訴訟費。”

 

快遞公司的劉經理并不認可這種說法。他辯稱，公司在李某所在鎮上并沒有安豐代辦點，自己也沒有收到李某的運費。他強調：“手機不是我弄丟的，誰弄丟的誰賠償。而且，賠可以賠，該我賠多少我賠多少，不可能是我一個人承擔。”

 

我問李某有無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李某倒是個有心人，證據提交得還挺全，有他寄手機時快遞公司開出的速遞單及收據、快遞公司在網絡上的貨單跟蹤記錄、購買手機發票、淘寶上的頁面下載等。同時，李某還提交了當時承接速遞業務的林某的證人證言。

 

被告對速遞單、手機發票及淘寶頁面下載均沒有異議，承認原告李某手機丟失，但對證人證言提出了異議：“你所說的證人林某我不認識，她收取的運費15元我不清楚，而且她只是偶爾幫我們承接業務。”

 

既然不認識，又怎么承接業務呢？我倒是有點疑惑。

 

“林某開了一個打字復印店，只是偶爾收快件從我們公司速遞，從中賺錢。她收了快件后，放在楊某那里，楊某是我的一個客戶。”速遞公司劉經理解釋道。

 

我又問被告：“你有沒有拿到這部手機？快遞費收取了多少錢？”

 

“我到楊某那里拿到了手機，費用大概是8元錢，應該是林某給了錢的。”這點，被告倒是承認得爽快。

 

案情已經明了，標的額又不大，我建議雙方進行調解。

 

“法官，我打這個官司本來也不是想要賺錢，我就是不滿意他們公司的態度，老是推三阻四的，一點解決問題的誠意都沒有。既然你法官說調解，那就調解好了。”李某率先表明態度，“手機是600元，但我的間接損失不止600元，交通費、電話費、誤工費、律師費等等，按照合同法的規定并按照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的規定，也是按實賠償。如果法官主持調解，最少賠償直接損失。”

 

我問李某，除手機外其他的費用有沒有證據。李某說暫時沒有，但可以找。

 

此舉立刻遭到被告的激烈反對：“你們單位又沒扣你工資，哪有損失費？再說，你從單位到林某所在的地方一點點遠，根本不存在什么交通費。反正我不能全額賠償，你應當把林某也作為被告賠償。”

 

面對面調解看來行不通，我于是進行分頭調解。

 

我先找到被告做工作。速遞公司劉經理頗不服氣：“又不是我弄丟的，憑什么我賠？他應該找林某。”

 

看來劉經理不太懂，我告訴他：“你也承認林某偶爾幫你們承接業務，而后從中賺錢?，F在，原告手中有你們公司的速遞單及收據，你們之間的合同關系已經成立。手機確實是在你們公司寄送過程中丟失的，這個損失你們肯定要承擔。”

 

“總共收了8元錢，卻要賠他那么多錢，你說我們公司冤不冤？”聽我這么一說，劉經理聲音小了下來。思量再三后，他表了態：“如果李某只主張600元的手機款，放棄主張誤工費、交通費等其他費用，我們愿意當庭就將600元交付。”

 

被告已經同意賠償，但不知李某怎么想。我又問李某：“被告已經同意賠償手機的費用，但其他費用不肯賠。現在，你自己估算一下，除了手機的損失，其他的損失大不大？如果不大，讓被告把手機款賠你就算了，畢竟把事情解決掉才是最重要的。”

 

李某點點頭：“我也不是不講理的人，我就是看不慣他們公司的態度才要打這個官司的。說實話，我的損失肯定不止600元，不過有些費用我又沒發票。法官，我相信你，你說怎么辦就怎么辦吧，我聽你的。”

 

我將雙方召集到一起，被告當庭將600元手機款交給了李某，雙方皆大歡喜。

 

有趣的是，拿到了錢，李某冷不丁地冒出句話：“這樣，是不是就算我贏了？”大家哄堂大笑，我也忍不住笑出了聲：“是，是，大家都贏了。”

 

案件結了，我心中卻多了幾分感慨。其實，這樣的糾紛本不必到法院來，只要雙方多點溝通，多點換位思考，事情也許早就解決了。還要提醒一下愛好網購的朋友，網上購物看得見摸不著，還是有點風險的。在享受便利的同時千萬要記得保留證據，否則一旦引發糾紛將會面對無證可舉的尷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