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頒布實施。這一天，江蘇省徐州市鼓樓區人民法院對第二批6名未成年犯實施前科消滅，并對該院已判決生效未成年犯的前科記錄全部予以封存。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因為刑法修正案（八）頒布實施，免除了未成年人在升學、入伍、就業時的前科報告義務，從立法上對未成年人前科消滅提供了依據。這意味著“前科消滅”制度終于能夠權威登場。

 

  “前科消滅”制度是當今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大勢所趨。近年來，隨著我國人權保障思想的深入人心、司法的漸次人性化和法治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各地法院對“前科消滅”制度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和探索，從2003年河北省石家莊市長安區人民法院的率先試水，到上海、河北、重慶、四川、江蘇、山東等地推出的“封存犯罪記錄”、“污點不入檔”、“出具前科消滅證明書”、“作出消滅前科的裁定”等等模式或做法，讓我們開始重新審視前科制度帶來的種種弊端，并引起了理論界的關注、決策層的調研深入和立法上的融冰之旅。

 

  以嚴厲的態度對事，以悲憫的態度對人，這是法治社會的要求，而片面地強調前科制度是對現代法治文明的背離。對待犯罪行為，打擊與否定是必須的。但是對于犯罪人，我們不僅要譴責、要懲罰，更要幫助與改造。對待未成年人這一特殊群體的犯罪案件，我們更應本著理性、權衡的司法理念。美國總統林肯有一句話說得好，消滅對手的最好辦法是把他變成自己的朋友。對對手尚且如此，對下一代我們還有什么可以猶豫呢？從管理上來講，我們需要消滅的是社會不安定因素，不是為了消滅那個人，是為了使這些失足少年改造好，所以就需要一種高明的管理，需要司法、行政、黨政等部門的綜合治理。

 

  “前科消滅”制度其內在合理性在于現實的需要。一些年輕人成長過程中的犯罪有著特殊的成長性特征，通過良好的社會矯正，往往可以很好地使他們回歸社會，而過于嚴厲的前科制度“貼標簽”的效果，往往會扭曲未成年人的心理，使其自暴自棄，從而難以很好地回歸社會。即使對于一些犯罪的成年人，過于嚴厲的前科制度，也會產生社會排斥的效果,使得他們難以回歸社會，在社會中充當一種異己的力量，從而滋生反社會的行為。

 

  面對嚴懲與寬容之間的矛盾，我們需要智慧，更需要高明的寬容。對那些一不小心走了彎路、一不留神走了岔路、一不注意走了邪路的未成年人，我們不僅需要給他們出路，更重要的是為他們走上正路創造條件。

 

  前科消滅并不僅僅為了那些身有前科人的利益，更是為了大局，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當前，我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率一直高位運行，預防工作形勢嚴峻，從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滅制度著手，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體系，對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戰略意義。

 

  當然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未成年人前科消滅制度從靜態的法律構建走向動態的現實生活，必定離不開司法、行政上的保障，更離不開社會的合力支持與民眾觀念的進一步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