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農村中女兒一般不盡贍養父母的義務，這是幾千年來形成的一種習俗，至今在我國農村普遍存在。也有學者將此情形歸結為“鄉規民約”所造成的局面。盡管有現代化的法律作為強制性的后盾，但依然難改變。

 

據筆者對所在地區的了解，普遍存在農村老人由兒子進行供養的傳統。農村父母在子女成家后，將其全部財產平均分配給幾個兒子，由兒子負責今后的衣、食、住、行、看病等基本生活，而未分配財產的女兒，一般不盡贍養父母的義務。

 

現就本案基于這種習慣，認為在兒子有能力贍養父母的情況下，應當優先考慮由兒子負責對父母進行贍養，支付老人生活所需的各項費用。

 

2010年12月，原告一紙訴狀將三個兒子告上法庭，要求三被告每人、每月給付贍養費200元，今后醫藥費由兄弟三人平均負擔。經審理查明：原告王某生育三子二女，老伴早已過逝，王某一直獨自生活，生活費用為之前的一些積蓄。但是2009年起，王某身體一直患病，所有積蓄幾乎都用于醫藥費用，王某本身又是個年邁的農民，沒有任何生活來源，遂與三個兒子協商，要求其履行贍養義務。但是，王一、王二、王三以分家析時王某對財產分配不公為由相互指責，互不履行贍養父親的義務，無奈之下，王某便提起對三子的贍養訴訟，希望通過法律解決自己的養老問題。了解到此案基本情況后，法官分別找到原告的三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做其思想工作，向其講明贍養老人既是法律規定的義務也是我們幾千年的傳統美德，無論出于何種原因都不能推卸責任，對年邁的父親不管不理。而王女辯稱，之前老人就寫過分家書，將財產全部分給三個兒子，由兒子負責養老送終。而且，目前自己生活也很困難，贍養父親是有心無力，只能每月多去看望一下老人，給買些吃的。而三被告也聲稱，讓女兒贍養老人會讓村里人笑話的，不會讓王女承擔贍養義務的。最后，經過法官的主持調解，原告與三被告達成如下調解協議：一、原告與三被告共同生活，三被告每人每月給付原告贍養費200元，每家輪流贍養一年，每年1月1日（陽歷）為交接贍養時間；二、今后原告因病所致各項費用由三被告共同負擔，每人負擔比例為33.3%。

 

本案引出這樣一個問題：在農村，女兒不贍養父母的傳統風俗已根深蒂固。本案中，原告生育五個子女，而原告只將三個兒子告上法庭，如果從法律上講是可以追加女兒為被告的，但是在審理時雙方當事人均不要求追加，原因就在于原告與三被告之間都有這樣一個共識，贍養老人，養老送終是兒子不可推卸的義務和傳統，本案在調解過程中，未有一個當事人出來指出女兒應當也承擔贍養義務，所以法官亦未要求女兒參加庭審，承擔相應的贍養責任。下面，本人結合司法實踐，對農村贍養問題講一些自己的看法：

 

解決鄉規民約與法律沖突的途經。首先，國家法律要給鄉規民約一定的生存空間，讓其在生存空間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解決之路。具體到農村贍養問題中來，則應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①充分發揮人民調解委員會的作用，將農村父母贍養的糾紛盡量以和解的方式而不是以訴訟的方式解決；②在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失敗、當事人堅持起訴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也應針對女兒一方的具體情形區別對待。譬如：女兒一方受過高等教育、現在城市工作或在農村國家行政或事業單位工作的，可按人民法院受案的一般方式結案；而對身為農民、被告方的女兒而言，則應充分發揮人民法院庭前調解的作用，盡量以調解方式結案。如此以來，既考慮了國家法律的權威性，又照顧到了農民的情感。從而將法律的要求融入鄉規民約，使農村女兒贍養父母漸變為一種“習俗”。其次，在目前還難以做到國家法律與鄉規民約不沖突的情況下，尚需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立法、加強司法解釋。鄉規民約雖然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提出來了，但有關法律對鄉規民約所承載的“村治權”或者“內生的公共權力”缺乏承認和界定，以致在實踐中難于把握。因此，有必要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或通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做出明確規定，以有效避免鄉規民約與國家法律的部分沖突；二是加強農村法制宣傳與教育，從根本上改變農民的傳統觀念，使農村女兒贍養父母的觀念深入人心，最終消除農村父母贍養方面與法律沖突的社會現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