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李花系農村婦女，兩年前隨丈夫進城打工，2002年10月計劃外懷孕，李花身患高血壓等不宜流產的疾病，只能將孩子生下。因其家境貧寒，且負有許多外債，遂與同村來城打工的表兄安大力商議將產后嬰兒賣給他人，并托安大力聯系一個家庭條件好的收養人。2003年8月，李花在醫院生一女嬰。按約定，李花在孩子滿月（出生30日）后將女嬰交與安大力及收養人湯小典，由湯小典給付李花現金5000元。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對被告人李花出賣親生子女的行為是否構成拐賣兒童罪，合議庭存在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花的行為構成拐賣兒童罪，其主觀上有出賣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出賣行為，且收取了收養人湯小典現金5000元，其行為已構成拐賣兒童罪，應追究其刑事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李花的行為不構成拐賣兒童罪。雖李花有出賣的故意，也實施了出賣行為，但不具備刑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的拐騙、販賣行為，故不構成本罪。

 

筆者支持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四十條（拐賣婦女、兒童罪）第二款規定，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行為之一的。可見，拐賣兒童罪只限于上述六種客觀行為，并沒有將出賣自己的親生子女列為拐賣兒童罪的范疇。司法實踐中，出賣親生子女是否構成犯罪，主要看情節是否惡劣以及是否以營利為目的。李花夫婦系女嬰的法定監護人，對孩子有監護權，從因其家境貧寒、且負有許多外債、托安大力聯系一個家庭條件好的收養人來看，李花是為了轉移撫養權和監護權，雖收受了現金5000元，不完全等同于“出賣”，雖然其有獲利的動機，但不能完全等同于那些專門以人為商品進行買賣的人販子。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1991年12月29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根據1998年11月4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的決定》修正) 第三十一條規定，借收養名義拐賣兒童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遺棄嬰兒的，由公安部門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出賣親生子女的，由公安部門沒收非法所得，并處以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該條立法本意所講構成的犯罪，是指出賣自己親生子女而觸犯刑法條款的犯罪，是受刑法調整的犯罪，如遺棄罪。若要構成拐賣兒童罪，即使是親生子女，還需具有刑法第二百四十條規定的六種情形之一，才能構成犯罪。

 

（三）《關于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有關問題的通知》第四部分“正確適用法律，依法嚴厲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的犯罪活動”規定，這次“打拐”專項斗爭的重點是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的人販子。凡是拐賣婦女、兒童的，不論是哪個環節，只要是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窩藏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不論拐賣人數多少，是否獲利，均應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追究刑事責任。對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以及阻礙解救被拐賣婦女、兒童構成犯罪的，也要依法懲處。出賣親生子女的，由公安機關依法沒收非法所得，并處以罰款；以營利為目的，出賣不滿十四周歲子女，情節惡劣的，借收養名義拐賣兒童的，以及出賣撿拾的兒童的，均應以拐賣兒童罪追究刑事責任。出賣十四周歲以上女性親屬或者其他不滿十四周歲親屬的，以拐賣婦女、兒童罪追究刑事責任。辦案中，要正確區分罪與非罪、罪與罪的界限，特別是拐賣婦女罪與介紹婚姻收取錢物行為、拐賣兒童罪與收養中介行為、拐賣兒童罪與拐騙兒童罪，以及綁架兒童罪與拐賣兒童罪的界限，防止擴大打擊面或者放縱犯罪。

 

另外，《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第二部分第（六）項“關于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規定，要從嚴懲處拐賣婦女、兒童犯罪團伙的首要分子和以拐賣婦女、兒童為常業的“人販子”。要嚴格把握此類案件罪與非罪的界限。對于買賣至親的案件，要區別對待：以販賣牟利為目的“收養”子女的，應以拐賣兒童罪處理；對那些迫于生活困難、受重男輕女思想影響而出賣親生子女或收養子女的，可不作為犯罪處理；對于出賣子女確屬情節惡劣的，可按遺棄罪處罰；對于那些確屬介紹婚姻，且被介紹的男女雙方相互了解對方的基本情況，或者確屬介紹收養，并經被收養人父母同意的，盡管介紹的人數較多，從中收取財物較多，也不應作犯罪處理。可見，刑法中規定的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犯罪對象為婦女、兒童，就出賣親生子女的行為能否構成拐賣兒童罪而言，在該類特殊案件中，出賣人的主觀動機對出賣行為的定性存在影響，如果行為人的出賣行為以營利為目的，出賣14歲以下兒童或其他情節嚴重的，應當以拐賣兒童罪論處；但是，對那些迫于生活困難、受重男輕女思想影響而出賣親生子女或收養子女的，可不作為犯罪處理；對于出賣子女確屬情節惡劣的，可按遺棄罪處罰，但情節顯著輕微的，可不按犯罪論處。筆者在這里要說明的是，如何認定出賣親生子女確屬“情節惡劣”以及營利為目的，目前還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的判定標準也不統一，這需要有關部門盡快出臺相關的司法解釋去解決，在此之前，任何機關不能對此作出不利于被告的擴大解釋。

 

綜上所述，筆者支持第二種意見。法院最終采信了筆者的意見。（本文當事人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