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224條規(guī)定了合同詐騙罪，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情況比較突出，合同詐騙罪作為當前司法實踐中的常見罪名，如何與民事欺詐行為劃分開來，涉及到當事人權(quán)利的維護與法律適用。

 

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存在諸多類似，往往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著以“非法占有目的”為認定標準，也是以此作為判斷罪與非罪的界限，而往往對非法占有的法律特征和構(gòu)成要件存在一定的分歧，給定罪帶來困惑。

 

為準確把握合同詐騙罪的主客觀要件特征，清楚劃分合同詐騙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整理如下識別要點及注意事項：

   

一、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的區(qū)別：

   

民事欺詐中，行為人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會有一些虛假不實的言語和行為，這與合同詐騙罪中的客觀行為及方法極為相似，司法實踐中正確區(qū)分具有重要意義，否則有可能將民事欺詐與合同詐騙罪混同，造成放縱犯罪或錯誤追究當事人刑事責任的不良后果。

 

兩者的區(qū)別主要是：

  

 1、 主觀目的的不同：合同詐騙罪以簽合同為名，達到非法占有的目的；民事欺詐雖然主觀上有欺詐，但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主觀上以追求謀利為目的。

 

2、 行為性質(zhì)不同：兩者都有欺騙行為存在，但二者的性質(zhì)完全不同，民事欺詐主要是違背誠信原則，雖然客觀上當事人也采取欺騙方法，卻是在履行合同的前提下的欺騙，行為   的目的只是出于謀利，使相對人產(chǎn)生錯識認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合同詐騙罪是想利用合同達到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犯罪行為人本質(zhì)上沒有承擔合同義務的誠意，而是意圖使對方單方履行主要合同義務，非法將其財物占為已有。

 

3、 欺詐的手段和程度不同：民事欺詐通常比較直接，有一定的限度，只要對方當事人加強警惕，多數(shù)是可以避免的；合同詐騙罪的手段更加隱蔽和惡劣，如偽造身份證明簽約等，被害人往往難以防范和避免。

 

從司法實踐看，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是區(qū)分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關(guān)鍵。刑法列舉了合同詐騙罪客觀方面的五種行為，如果有證據(jù)能證明有這些行為存在，原則上可以推定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時還需要綜合考察以下因素，最終確定主觀特征：

 

一是、行為人的履約能力：履行合同能力是基礎(chǔ)，如果行為人根本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故意夸大履約能力，合同訂立后不努力創(chuàng)造條件履行合同，這種情況應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為人訂立合同時無履行能力，但事后經(jīng)過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且有積極的履行行為，或行為人有部分能力或提供了擔保，但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應屬于民事欺詐。

 

二是、行為人履約行為：合同詐騙罪的行為人一般沒有履行合同行為，即使有部分能力，也是為誘騙對方當事人，意圖使對方當事人交付財物而將其非法占有，如果行為人有履行能力，并為履地合同做了客觀努力，即使未能完全履行，也不能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是、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行為人如果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部分用于揮霍或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攜款逃匿等，應當推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將取得的   財物全部或大部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也應認定為民事欺詐。

 

四是、行為人事后態(tài)度：如果行為人事后積極挽救對方當事人的財產(chǎn)損失，能主動承擔違約責任或制訂還款計劃保證履行，則不應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如果行為人不采取積極措施補救對方損失，不承擔違約責任，甚至推拖責任或有逃匿行為的，一般應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構(gòu)成合同詐騙罪。

 

二、單位犯與自然人犯的區(qū)別：

 

根據(jù)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未作為單位犯罪起訴的單位犯罪案件處理精神，審判程序并無不當，但由此反映的單位犯與自然人犯在司法中突顯的問題，合同詐騙罪的主體構(gòu)成即有單位又有個人，二者區(qū)別是：

 

一是、單位犯罪與自然人犯罪主體不同；

 

二是、行為人是否為單位利益、體現(xiàn)單位整體意志還是個人意志，實施合同詐騙罪的行為在主觀上是否為單位利益，客觀上所得利益是否歸屬單位。單位行為必須是以單位決策機構(gòu)決定或認可的行為，看該行為是否經(jīng)過單位決定或認可，是否體現(xiàn)單位的整體意志，客觀上是否表現(xiàn)為單位以其人力或財力實施。

 

三是、單位犯罪中，如果個人有部分分贓，即有單位人員將合同詐騙所得財物的一部分歸單位所有，一部分歸個人所有，則應當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構(gòu)成和共同犯罪情況認定。

 

三、交易次數(shù)在定性中的作用：

 

多個主體、多個法律關(guān)系并存的情況下，在單次業(yè)務中，行為人在某一業(yè)務中使用欺詐手段，將另一方持有的財物占為已有并處分，此行為本身來看符合合同詐騙罪的客觀特征。如果考慮這一行為發(fā)生的具體背景，業(yè)務聯(lián)系過程，或?qū)I(yè)務放在整體背景下，或有其他第三方的利益參與，這種情況下，對此行為要慎重評價。合同詐騙罪是主客觀統(tǒng)一的整體，是行為與結(jié)果的有機整體，應同時重視或考查對規(guī)范的違反和對利益的侵犯兩方面。

 

四、采取欺詐手段簽訂合同，將所得款大部分用于合同履行的情況，如何定性：
行為人獲得財物后，進行了履行合同的努力，并非簽訂合同后聽任不管，或采取轉(zhuǎn)移、隱匿資產(chǎn)，使合同根本不能履行或不具備履行條件，這種情況下，容易發(fā)生錯誤推斷。如果行為人主觀上基本反映不履行合同的故意，則應當推定行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如果把獲取的財物又投入履行行為或履行中介活動，而不是用揮霍、償還債務或攜款逃匿，沒有明顯的侵吞合同款的行為，這種情況下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義務，亦很難推定行為人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不宜按合同詐騙罪處理。

 

五、受害人未受實際損失對定性的影響：

 

實踐中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履行合同時使用了如冒用他人名義，虛假出資等欺詐手段，但受害人基于對土地增值、市場供求與風險市場因素的合理預期，通過商業(yè)運作和經(jīng)營活動，獲得了收益，同時合同目的得以實現(xiàn)，當事人并沒有因為行為人欺詐行為而受到損失，這種情況下，行為人的客觀方面可能具有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guī)定的欺詐特征，此時應當立足于行為給社會造成的危害情況分析，不以個人的手段為判斷標準。合同詐騙罪保護的客體是財產(chǎn)權(quán)，而不是交易中的誠實信用，不能因為一方在交易中有不誠實的行為，就認定為詐騙犯罪，如果最后沒有造成另一方當事人財產(chǎn)損失的話，不以合同詐騙罪追究責任。

 

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行為人騙取財物沒有從事非法活動，而是用于履行合同以外的正當用途的情況，實踐中，確實存在一些人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但也不愿意履行合同，而是想利用合同得到當事人的財物，用于解決自身生產(chǎn)經(jīng)營中的問題，待問題得到解決后再歸還財物，在問題尚未解決以前，以各種理由拖延歸還，這種情況屬于“合同騙用”，對此，有人認為對于合同騙用行為，應當區(qū)分臨時騙用與長期占用拒不歸還分別處理。臨時騙用的情形是，行為人想利用合同作應急之用，渡過困難期后歸還，并無永久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行為人有歸還誠意和愿意承擔責任的態(tài)度，同時行為人還必須確有解決困難和承擔責任的實際行動。長期占有不還的情形：隨時間推移，行為人采取打欠條、切斷聯(lián)系等方式拖延履行合同，將合同款用于償還債務或其他經(jīng)營項目。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拒絕履行，其主觀上非法占有的目的明顯，表面上看行為人沒有揮霍、潛逃等侵吞合同款的行為，但實際上行為在對方多次推促下，具有償還條件卻不歸還，僅僅是口頭上承諾履行，事實上卻以種種理由拖延或搪塞，長期占有他人財物，這種情況下雖然他人的財物所有權(quán)表面上沒有明顯被完全剝奪，但長期拖欠與占用的行為，事實上已經(jīng)占有他人財物，所有權(quán)處于事實被奪的狀態(tài)，具有完全被剝奪的現(xiàn)實危險，依法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合同糾紛、欺詐糾紛、合同詐騙都在不同的經(jīng)濟環(huán)境下不斷變換反復出現(xiàn)，因此在辦理合同詐騙類犯罪案件時，依據(jù)刑法規(guī)定的內(nèi)容，根據(jù)幾種情況相互之間的界限，準確區(qū)分和認定，對實踐中錯綜復雜的案件，在考察案件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進而對該行為屬于民事還是刑事進行分析判斷，還可以根據(jù)案件能否以民事手段來維護被害人的財產(chǎn)權(quán)、是否確有必要動用刑法手段，作為認定合同詐騙與民事欺詐的考查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