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終歲末，農民工工資的話題不絕于耳，不禁想起那23名農民兄弟。

 

今年6月的一天，我習慣性地點開信息系統查看，發現在手案件猛然增加了23件。

 

我有點納悶，怎么一下子增加那么多？仔細翻閱訴狀材料后才知道，原來全是農民工追索勞動報酬的。而更讓我意外的，是東臺市人民檢察院派員支持起訴。追索勞動報酬的案件我辦得不少，可檢察院派員支持起訴的卻不多見。

 

能讓檢察院介入，案件必不簡單。我當即決定，好好找當事人談一談。

 

我聯系了原告，想先聽聽他們的想法。一見我，他們就七嘴八舌地說開了：“法官，你要幫幫我們啊！”“那些人太心黑了，做了那么久，工資也不發。”……

 

人多口雜，一時沒法聽清楚。我趕緊示意他們先停下，并建議他們推選代表來進行溝通。他們一致推選了徐某。這是位40多歲的漢子，看上去顯得很疲憊。他嘆了口氣：“我來說吧，法官。我們都是某鎮水務站下屬的水利機械施工工程隊的農民工，在水務站做工程，但是工資一直被拖欠。我們找過工程隊的隊長，也找過水務站，都沒有個說法。我們這些人不容易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出來打工就是為了養家糊口。工資領不到，我們拿什么養活家人呢？我們實在是沒辦法才來的，也因為這個原因，檢察院才支持我們起訴的。”

 

聽了徐某的話，大家都沉默下來。我明白，不是真遇到了難處，他們不會輕易打官司的。

 

我問他們有什么要求，徐某說得很實在：“我們沒有其他要求，只要把工資給我們就行了。”

 

我想，得跟被告聯系一下，看看他們是什么想法。

 

工程隊隊長余某態度很明確：“我沒錢，他們愛怎么著怎么著！我也是受害者，到現在為止，我的那些設備還都在水務站封存著呢。”

 

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趕緊與水務站取得了聯系，一問才知道，是徐某他們到水務站去要工資，水務站認為余某是工程隊長，其下屬的工程隊是承包給他的，而且該給付的農民工工資已結算給了余某，至于封存的設備是工程隊的設備，本來就應當屬于水務站所有。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我決定召集雙方進行調解。原告的要求并不過分，工資是他們應得的，而且已拖欠長達五、六年，主要還是要做通兩被告的思想工作。

 

我將余某叫到一旁：“工人是跟著你干活的，給他們發工資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你憑什么不給？人心都是肉做的，人家等著這錢養家糊口呢，你好意思呀？”

 

余某辯解：“我也不是不給，你看我的設備都被扣著呢，現在也賺不了錢，這還不都怪他們？”

 

“那要是水務站把設備給你，你就愿意給工人發工資嗎？”我又問余某。

 

這回，余某一點不含糊：“唐法官，只要水務站把設備還給我，我愿意付工資。不過，我的工程款水務站也沒給全，我要求水務站承擔一半。”

 

余某說得也在理，我又找水務站溝通。水務站負責人很惱火：“法官，這個事情真不怪我們。工人是跟著余某干活的，而且這些農民工的工資我們單位早給了余某，不該找我們呀。你是不知道，他們到我們單位去鬧，影響多不好。至于扣留的設備，那本來就應該是我們的嘛。”

 

“這個事老拖著對你們也沒好處，你看把檢察院也給驚動了。工人是跟著余某干活的，可工程隊畢竟是你們單位開辦的，余某也是你們任命的工程隊長，他的行為是職務行為，你們怎么著也得給工人發工資吧。”我因勢利導，“余某已經答應，只要你們把設備給他，他就付一半工資。要不，你們單位也給一半怎么樣？”

 

幾經權衡，水務站負責人終于松口：“好，就按你說的辦，我們給一半。”

 

就這樣，經過不懈努力，雙方最終達成調解協議，23名農民工工資由兩被告各半給付，而水務站把設備給余某。

 

捧著調解書，徐某等人喜不自禁，對我連聲道謝。看著他們已近佝僂的背影漸行漸遠，我心里除了欣慰和輕松，還有絲絲的悲涼。真希望所有的老板都能善待他們，不要再讓他們為工資四處奔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