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和網絡技術的普及，官員因消費問題而遭曝光的諸如“名煙門”、“名表門”以及近親屬炫富引發的“坑爹門”等事件頻發，直接導致涉事官員陷入輿論漩渦甚至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而深陷圇圄。

 

作為一種新興的監督形式，網絡監督固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突發性甚至是戲劇性，但官員及其家人的奢侈性消費成為揭發腐敗的導火索或突破口則蘊藏著潛在的必然性。

 

必須承認的是，恰當的奢侈性消費對于商品普及更新、引領時尚潮流和促進經濟發展等都會起到積極作用。因為無論從經濟發展或消費者心理的角度，人們對商品的需求不僅僅是為了衣食所需的物質需要，更重要的是為了表達地位、個性、品味、認同等心理愿望，但前提必須是具備足夠的合法性收入。

 

而涉及官員的奢侈性消費之所以能夠激起輿論的巨大反彈，歸根到底就在于官員的身份與權力，而公眾反對的也正是權力引發的奢侈性消費。一方面，與官員的法定收入不符。對絕大多數官員而言，工資收入是其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在陽光工資的大背景下，官員的收入是既定的，奢侈性消費所需的巨額花費很可能需要利用權力謀求工資外收入進行彌補和轉嫁，足以引起公眾質疑。另一方面，與公眾的社會期待不符。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是社會的主流價值，雖然官員及其家人有權利隨著經濟發展不斷提高消費水平，但過度的超前消費就會演變為浪費和奢華，不僅影響到黨員干部的社會形象，而且對社會風氣也產生了惡劣的示范作用，甚至會引發社會心理失衡，人為加劇官民對立。

 

然而，權力引發的奢侈性消費如果從廣度和影響上來看還應有級別之分。與官員及其家人個人的奢侈性消費相比，政府和官員濫用公款采購高檔物品、購建豪華辦公樓、配備高檔公務車等現象則當屬于奢侈性消費的高級層次，在超前享受的同時還能制造權力尋租的空間，其影響力、破壞力和危害性均遠甚于前者。這都是社會轉型時期法律法規不健全、監督問責機制不到位的產物，而在現實中，涉及權力的各種奢侈現象往往是相互交叉融合，互相影響。

 

在心理學上，“暈輪效應”是指人們看問題時會像日暈般由一個中心點逐步向外擴散成越來越大的圓圈，本質反應的是人際知覺中所形成的以點概面或以偏概全的主觀印象。即使權力引發的各類奢侈性消費只是支流，但如果長時間得不到根治，就會影響到公眾對主流官員的評價和判斷，在直接或間接侵犯到公民合法權益的同時也會引發政府公信流失甚至產生合法性危機。

 

實踐證明，政府公信的建立要靠一朝一夕的積累，而公信的毀滅則可能在旦夕之間功虧一簣。《禮記·中庸》載：“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腐敗問題直接關系到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而涉及官員的各類奢侈行為則既是腐敗的原始動力又是最終歸宿，在誘發腐敗的同時也會加劇腐敗。

 

故而，消除權力引發的奢侈性消費當亡羊補牢并防患于未然。紀檢監察部門應及時對接網民監督到的官員奢侈事件，對于背后的腐敗問題當嚴懲不貸，以充分調動公眾反腐的力量與熱情。更重要的是，應通過官員財產公開等制度構建，強化廉政教育力度，健全審計、紀檢監察等監督機制，全面構建反奢、防奢、治奢的立體式框架，堅決打壓和消除腐敗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