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政論家、史學家荀悅在《申鑒·雜言》有一段話：“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意思是說，在不好的事情發生之前阻止是上策；不好的事情剛發生就阻止次之；不好的事情發生后再懲戒為下策。這段文字從理論上闡述了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在新時期，這對人民法院化解社會矛盾糾紛同樣有著借鑒意義。

 

防為上。凡是預則立，不預則廢，這在今天的矛盾糾紛化解工作中具有哲理性的指導意義，“防”主要是指超前教育，是自我約束，更是積極把握事物發展的主動權，在訴訟糾紛形成之前，法院采用適當介入的方法，將矛盾及時化解。毋庸諱言，法院的案件并不是越多越好，要想使案件降下來，必須減少社會矛盾糾紛，而減少矛盾糾紛的上策當然是“先其未然”而“防”之。“防”的關鍵是關注細節，防“微”杜“漸”，把工作做在前面，治未病之疾，消未起之患。能不能關注細節，關系經常性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成敗，也是對法官事業心、責任感的最實際的檢驗。為此，法官應堅持能動司法，把相當的精力放在送法進鄉村、學校、企業等“功夫在詩外”的事情上，根據案件的特點及發展的趨勢，將現有職能向訴前、訴后延伸，通過建立行業巡回法庭、開展專項預防活動、開展法制講座、提出司法建議、聯系走訪企業、和諧街道共建等形式，以此引導政府、社會和公眾規避風險，預防矛盾糾紛的發生，將矛盾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

 

“救次之”。“救”并非矛盾糾紛化解的上策，救是第二位的，事物的發展總是不以人的意識為轉移，主觀上的慎思謹慮，也無法避免客觀偶然性的出現，當矛盾糾紛剛出現的時候，,救是必然的,我們要及時采取措施補救，做到“發而止之”。 古語云：智者當借力而行。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不能僅僅靠法院一家孤軍奮戰，必須依靠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發揮相關職能單位和基層組織的職能作用，解決矛盾糾紛。因此，人民法院應著力構建多元化處理矛盾糾紛的機制。積極疏通案件分流渠道，主動與各方聯絡，將訴訟調解和社會大調解相結合，以訴訟調解為主導、人民調解為基礎、行政調解為補充、司法審判為保障，將工會調解、信訪調解、人民調解、仲裁調解和訴訟調解充分對接，并發揮各方優勢，全面開展矛盾糾紛的調處工作，把矛盾擋在裁判門外，努力實現“小糾紛不出村，大糾紛不出鎮”，切實促進社會矛盾糾紛的化解。

 

“戒為下”。“戒”是矛盾糾紛發生后吸取教訓，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但“亡羊補牢”為時未晚。社會矛盾糾紛是客觀存在的，盡管我們采取了種種“防”和“救”的措施，有人還要訴訟到法院，法官既要敢于動“手術”，下“猛藥”，加大審判執行力度，又要力求從根本上達到“案結事了”的目的，真正起到審執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行而責之”雖說是下策，但也有防范之意。所以，我們法官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不能存在“一判了之，不服上訴、申訴”的思想，而應該致力于治本而非治標，積極探尋矛盾糾紛的背后原因，搞好個案預防工作，將矛盾糾紛化解工作向結案后延伸，一方面對案件當事人做好解疑釋惑、風險告知、勸導和解、訴外調解等工作，使法院裁決得到有效執行，樹立司法權威；另一方面認真了解案件當事人的實際問題和困難，并對案件進行涉訴信訪評估，最大限度地解決當事人的困難，使案結事了，樹立社會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