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接手這樣一起案件：一對夫妻在同一個單位工作，因為單位效益差，夫妻雙雙待崗。后來政策規定可以買斷工齡，一次性拿數萬元后與單位一刀切。丈夫在辦理買斷工齡的同時，也代妻子辦理了同樣的手續。兩年后，妻子以不知丈夫為其辦理買斷工齡手續為由訴至法院，要求單位恢復其勞動關系。我對當事人做了大量工作，按理說，買斷工齡并拿回幾萬元這么重大的事項夫妻間肯定會通氣，現在兩年過去了，妻子稱不知道，客觀上是講不通的。回頭我又去做單位工作，單位同意再適當補償原告一些，但原告就是不同意。調解不成，我以表見代理為由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原告提出上訴，并對我說：“你這樣判我不怪你，你該講的都講了，該做的都做了，我上訴是想看看上級法院的態度。”結果二審維持了一審判決結果。本來，這個案件一審后我就可以不管了，但考慮到當事人不服會產生諸多社會不安定因素，所以二審結束后我又主動打電話問原告的想法，她說還是不服，我約她到法院來，從事實、法理等方面反復進行解釋，原告表示理解。考慮到原告家庭的實際困難，我又再次與她的原單位進行協商，希望單位能夠給予適當幫助，最后，案件圓滿解決。

　　在審理涉及弱勢群體案件時，我常常換位思考，把他們的事當作自己的事來想來做。五個農民兄弟在一個體飯店打工，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等著拿工資回家過年，但是飯店老板卻在夜里將飯店關掉一走了之，無奈之下五人訴到法院。找不到店老板，按規定要公告送達訴狀副本，但這會加重農民兄弟的負擔，也解決不了燃眉之急。我很著急，立刻通過電話、守候、親朋好友轉話等方式全力尋找債務人，不分上班時間還是下班時間，終于打聽到店老板父母的住處，但其父母很不配合，并對我多次上門表示出極端的反感，我并沒有放棄，仍不厭其煩地去做工作，講述五個農民工現在的處境，讓老板的父母換位思考，如果是自己的兒女，又會怎樣……功夫不負有心人，店老板父母終于被感動了，雙方達成了調解協議，五個農民兄弟拿到了屬于自已的工資款，高興地跳了起來。

　　多年的審判實踐使我深深感受到，辦好案件一定要持公心、憑良心，再加熱心、細心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