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環境保護部和中國法學會舉辦的全國“生態環境法治保障”研討會上,“環保審判無錫模式”在全國報送的324件申報事例中脫穎而出，被評為制度創新最佳事例，是獲獎事例中唯一的地級市法院司法審判經驗類事例。

　　明天是世界環境日，也是我國新環保法實施后的首個“環境日”。霧霾、水污染、垃圾圍城……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日益成為老百姓關注的話題。作為司法機關，如何發揮“正能量”，在依法嚴厲打擊損害生態環境的違法行為的同時，更加注重環境修復，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家園？自2008年5月成立之初，無錫中院環保庭始終在創新探索。

　　“NGO組織環境公益訴訟全國第一案”、“異地生態修復全國第一案”等一批具有典型示范性的案件，在無錫“破冰”。六年多來，無錫中院環保審判擱置理論爭議，勇于爭先，不斷探索和實踐環保審判領域的司法前沿問題，開創了我國環境公益民事訴訟的新局面。

　　現如今，“環保審判無錫模式”已經成為學界和理論界的共識，并與貴陽法院、昆明法院并稱為推動中國環境司法前進的“三駕馬車”。

　　無錫中院環保庭首任庭長趙衛民坦言，創新的原動力就是“最大化地保護生態環境”，環保審判緊盯這個不變的目標，“判無定勢”，法官可以更靈活地運用司法手段解決環境問題。正是在“環境保護優先”這種司法實用導向理念的指導下，“環保審判無錫模式”在實踐中得以不斷完善。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著名環境法學者汪勁評價：“無錫環保審判的一些精品案件已成為其他法院可復制的'標本'，公益訴訟入法，無錫法院功不可沒。”

　　大膽探索，公益訴訟原告任何人都可以當

　　2008年6月，還未滿月，無錫中院環保庭就審理了一起特殊的案件，檢察機關第一次坐到了原告席上，當起了全國首個“民事公益訴訟人”。原來李某、劉某結伙盜伐了高速公路旁19棵樹，刑事審判后，僅隔10分鐘，民事公益訴訟開審。庭上，檢察官稱，二人盜伐造成了該路段防護林缺口，破壞了環境，容易使高速公路路面產生橫向風流，給高速行駛的車輛帶來安全隱患，損害了公共利益。最終，法院判決李某、劉某二人補種同齡樹木，并管護一年半。

　　這個案件突破了“檢察院機關可不可當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的問題，揭開了環境公益民事訴訟原告主體資格的神秘面紗。“第一案”去年11月被收錄為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得到了最權威的認可，但趙衛民現在回憶起來仍有些感慨：“創新有些'膽大妄為'。但沒辦法，摸著石頭過河，誰膽大誰才能走得更遠。”

　　原來“太湖水危機”之后，無錫中院設立了環境保護審判庭，在當時，這是江蘇省第一家、全國第二家環保庭。“上級法院沒有任何規定或指導意見，同行之間沒有任何可借鑒的經驗。”趙衛民說，成立之初，有人擔憂，無錫環保庭的命運將會如何？誰也不知道未來的路往哪走。

　　相較于成熟的傳統審判，那時的環保審判仍是新興事物，處于需要創新法律思維和審判方法的探索階段。當時的法律明確限定了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原告必須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但恰恰環境不會為自己“代言”，往往受到侵害卻得不到保護。

　　“環境案中，誰做原告最放心？”直至今天，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資格仍爭論不休。早在成立之初，無錫中院有些“激進”地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

　　此后的司法實踐中，無錫中院環保審判就在驗證一件事，“一些社會團體可以做環境公益訴訟原告。”趙衛民說，2009年8月，江陰法院審理的“NGO組織環境公益訴訟全國第一案”，就是一個“外地人”--中華環保聯合會到無錫打官司，也有了公民個人，后來甚至連環保局等行政部門也沖到了第一線，當起了原告。

　　“無錫環保審判用實戰的方式告訴大家，探索沒什么可怕。”趙衛民說，新民訴法出臺，將公益訴訟制度在法律上肯定下來，可以說無錫法院前期的實踐經驗沒有被淹沒，推動了立法。

　　環保至上，不是一判了之更重環境修復

　　“誰擔任原告，不過是環保審判開了個門而已，最根本的是要解決生態環境的修復，想方設法讓環境破壞者承擔修復責任。”無錫中院環保庭副庭長周科說，以往損害環境的刑事案件大多抓人判刑，一判了之，修復環境的事都扔給了政府，政府花了很多錢來修復治理。

　　為了打破這種局面，無錫創新環保審判，始終堅持修復責任原則，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甚至可以采取一切司法手段和方法。在這種審判理念的支撐下，“異地生態修復全國第一案”在無錫審結。2012年，中華環保聯合會狀告無錫某景區管理委員會，未經批準占用并改變林地用途對生態環境造成損害。濱湖法院調查審理后認為，涉案地塊恢復原狀已不可行，創新地采用了異地補植方式進行生態修復，探索了環境污染者、生態破壞者承擔民事責任方式的多樣化，豐富了司法實踐。

　　汪勁說，這個案件了產生“蝴蝶效應”，被法學界認為是可復制的“樣本”，也被最高院公報收納。“環境修復只要想到，就應當做到，就怕你想不到。”

　　趙衛民坦言，一般人看來，錫山盜伐林木案、濱湖非法捕魚案等，案子并不大，但法院采用了民刑并用的雙重制裁，不僅判了刑，還要補植、投放魚苗，這些都透露出一個信號：環保至上，即便是普通的環境侵權民事案件，法院也會主動考慮環境修復責任，誰也逃不了。

　　現在，誰破壞環境誰承擔責任，不僅要承擔刑事責任，還要承擔民事責任。依照“史上最嚴的”新環保法的理念，要對環境違法行為實施最嚴的法治、采用最嚴厲的打擊手段，讓破壞環境者不敢再犯。

　　提前介入，“第一時間”制止破壞行為

　　新環保實施前，環保行政執法難，因其手段單一、不足被調侃“沒長牙”。2008年，濱湖區某鑄件廠未報環保部門審批，擅自生產經營，并向太湖排放污染物，環保部門查證屬實后依法對其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但該廠對此置若罔聞，繼續生產。濱湖法院受理該案后，大膽創新，立即向該鑄件廠下達“禁止令”，要求其立即停止對環境造成污染的生產經營活動，并明確告知違反后將被追究的法律責任。

　　“禁止令”僅是無錫法院建立環境司法提前介入制度中的一種。周科介紹，一般來說，環保行政部門在查處一個環境損害行為，從立案到依法執行，走完整個環節大概要8至11個月。與其他案件不同的是，環境案件“污染容易，修復難；違法成本低，修復費用高”，一旦環境被污染、被破壞，時間越久越難修復，而且容易產生“連鎖反應”，形成次生污染，因此破壞環境的行為必須立即制止，但行政機關執法強制措施弱、調查取證難。

　　為了更好地保護環境，無錫法院變“單打獨斗”為互相支持，2006年7月，創立了環境司法提前介入機制，與行政部門聯動，建立環保“同盟軍”。環保等部門在立案查處環境違法行為初期，就可申請法院對違法者采取強制措施，“第一時間”制止破壞環境行為繼續實施，此舉將審判關口前移到了環境損害發生的早期階段。周科介紹，目前，這一制度已在全市全面實施，使環境破壞事件的處理實現了行政與司法的無縫對接。

　　七年來，無錫兩級法院為環保行政部門提供司法提前介入服務案件近百件，及時制止環境違法行為，不僅彰顯了行政執法權威，也實現了司法保護生態環境健康與安全的目的。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法官呼吁，保護環境，人人有責，需要你我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