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結婚法定年齡有代表提議“男22周歲，女20周歲”應該改成男女同歲或女大男小，以打破“男要比女大“的舊俗，鼓勵”姐弟戀” 。筆者認為沒有必要。

一是維護立法的權威性和穩定性，《婚姻法》2001年4月才修改，像結婚法定年齡已經深入人心，現在如修改，會使立法過于頻繁。

二是該法條如不修改對人民生活基本無影響，如修改反而讓人生活不便。大家知道，“男22歲，女20歲”雖然是強制性規定，但實際上對人民影響不大，因為現在社會的發展，一個青年人只要大學畢業，就已差不多22歲了，再加上隨便工作兩年，結婚往往就已晚婚了。少部分青年未到法定婚齡，“緣份到了”，青年人甚至可以婚前同居以規避法律。如果修改成男女同歲或女大男小，有可能使法律無法保護的婚前同居時間延長，更加無法保護婦女的權益。（大家知道，《婚姻法》中，保護婦女和兒童的權益是項重要原則，是因為女性、兒童的生理弱勢等綜合原因造成的）。

三是對該項法條的修改提議雖是善意，但干涉到了一個人的思想自由問題。大家知道，“找個什么樣的”是人的思想自由絕對領域，有些人喜歡“姐弟戀”，有的人喜歡“哥妹戀”，又有什么辦法？談戀愛最說不清楚，難以對外人道哉。如果以為規定成男女同歲或女大男小就會讓公民領情，去“姐弟戀“成為每個公民不二選擇，就 “太傻太天真”了，須知這個世界上只有思想是最活躍最復雜、用什么法則都無力侵入的自由領域，法律的這項“指導”，人民群眾一點也不會領情，反而有多此一舉之嫌。

由此溯開，想給代表們提個醒：法律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的強制性的社會規范，但是立法有自身的規律，一是強制性的根源在于“正當性”，正當性即代表人民群眾的心聲，反映人民群眾深切認可的聲音。

二是應注意到法律的局限性，原則上來講，法律自身的局限在于只能涉及人的外部行為，而不能涉及人的思想。法律強制干預人的思想只能使法自身陷入難堪之境。法哲學家則認為思想是絕對自由的，用強制手段干擾人的思想、統一思想是不道德的。原則上，僅在下面幾種情況下法律可以適當合理地干涉自由。一是個人的行動傷害他人和社會（傷害原則）。二是當一個人的行為會使他自己喪失重大利益時（父愛主義原則）如吸毒禁止。三是：并不傷害他人的“冒犯行為”，所謂“冒犯行為”是指明知可能被人看到并會使人極度羞恥、驚恐或激怒的，公然的淫蕩和放肆行為，最典型者如出版或傳播色情淫穢物品的行為。四是法律限制違反道德的行為（“法律道德主義原則”）如賭博、賣淫等。只有合理而適度地限制公民的自由，才能實現法的自由價值，法律才更正當、更權威。因此，公民擇偶時“找個年齡相差多大的”這種自由既不傷害別人，又不影響社會公德，又不必然傷害自己，還是讓公民自已決定吧。

代表們想通這個問題，就可以把它撇開，我們國家就將有限的立法資源、立法精力放在更有意義的問題上。代表們應該提出更為人民群眾所關心的話題，如對人民感興趣的物價上漲與人民收入相差的問題，就業難問題、對農村務工人群與城鎮居民的戶口問題，對城市建設和農村建設、甚至于最敏感的人民希望更進一步放寬松的計劃生育政策問題、臺灣問題等等，要敢言，提大家感興趣的話題，即使引發大辯論都不要緊。這是咱們老百姓對代表的熱切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