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和諧世界”的理念奏響了對外交往的主旋律,和平崛起之勢勢不可擋。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在歷史原因、利益驅動以及地緣政治等因素作用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糾紛日益升級，邊患問題凸顯，包括中國與越南、菲律賓間的南海主權之爭，中日的釣魚島問題，還有與印度等國的邊界問題等。

 

鄧小平曾明確指出，”主權問題是不能夠談判的?！鳖I土主權具有唯一性，是任何國家的最核心利益，蘊藏著經濟利益的同時也維系著民族情感，得失之間影響著政權的穩固與否，加之其間有不同利益復雜交織的大國博弈，甚至面臨戰爭風險，處置不當極可能產生可怕的”多米諾鏈式反應”，是時刻考驗著黨和政府智慧的重大問題，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難點問題。

 

縱觀中國歷史，雖然由于地理阻隔，中華文明得以在相對獨立的環境下自成體系，但絕大都數政權都持續經歷著邊患困擾，只不過邊患問題隨著時代的發展表現有所不同。

 

近代以前主要是周邊游牧民族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武裝對中原政權的威脅。從上古時代三苗作亂開始，秦漢屢受匈奴騷擾，晉時”五胡亂中華”，隋唐困于突厥、吐蕃、回鶻等，宋與契丹、西夏、女真成鼎足之勢終亡于蒙元，有明一代與蒙古為敵數百年而被滿清取代，清朝前期遭遇蒙古部叛亂、沙俄侵略。鴉片戰爭以后主要是西方列強的侵略、掠奪和瓜分，邊疆危機屢現，割地求和成常態，而民國時日本法西斯則給國家民族帶來了無盡苦難。

 

邊患問題的處理歷來是關乎社稷的重中之重。對比唐宋，唐初武力大敗東西突厥，和親吐蕃、回鶻，冊封南詔、渤海郡國，友好諸民族，”車書本一家”，開啟”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治世，成為國人津津樂道的”盛唐”；反觀兩宋，對外軟弱無能，割地、納歲幣甚至稱臣茍且，”直把杭州作汴州”，雖經濟富庶、文教昌盛，但一直被后世嘲為”弱宋”。

 

以史為鑒，邊患既可以成為政權顛覆、王朝易主的最主要、最直接原因，也可造就”盛唐強漢”，開啟各民族間大交流、大發展、大融合的最強大動力。

 

因此，當政權面臨著巨大外部威脅時，如能審時度勢凝聚內部力量銳意進取、富國強兵，終將開啟盛世到來。反之，如同溫水里的青蛙般一味以妥協、退讓求生存，終逃不了滅亡的命運。故而孟子所講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是有具體的、歷史的、有條件的。

 

當代國際問題的處理日益民主化，赤裸裸的叢林法已鮮能招搖過市，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仍是國家間存在的最基本邏輯。沒有實力就沒有發言權，綜合實力的對比直接影響著領土糾紛解決的實質效果。

 

當前，中國正處于轉型的關鍵期，領土之爭時刻挑動國人神經，但這無疑可以激起國人強烈的憂患意識，只要措施得當，必然能夠增強國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化作反思不足、改革進取的強大動力，推動中國從大國向強國的飛躍。

 

故而，邊患問題的化解在戰略上必須以強大的綜合國力作為后盾，其中武力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人化解邊患手段多元，既有以退為進的和親，縱橫捭闔的談判，也有腥風血雨的戰爭。因此，在策略上并非只有和平或武力解決兩個非此即彼的單一選項，而應根據國力情況和國際形勢綜合權衡和決策，以期標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