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裁判文書，還是談話和調解，法官的語言講究言簡意賅，一語中的，而多言無力。

莎士比亞說過：“簡潔是智慧的結晶，冗長是膚淺的藻飾。”契訶夫也說：“寫得有才華，就是寫得短。”列寧講得更絕，“要用電報的方式”寫報告、簡報，減少長文繁文，違者撤職。明太祖朱元璋有一次聽刑部主事茹太素17000余字的上書，到了6000字還不到正題，就下令把茹太素打了一頓。清乾隆皇帝在“上諭”中曾寫道：“嗣后鄉會試，及學臣取士，每篇均以七百字為率，違者不錄。”

任何一部法律的文字都簡潔和精悍，判決或釋法都是法官對法律的適用，是對法律精神的現實注解，故有“法官是會說話的法律”之說。因此，法官的文字和言語應當形同法律，以最簡潔、準確和流暢示人，透露出法律的風格和威嚴。

法官筆下“惜墨”，把法律文書寫得又短又好，殊為不易，除了要有“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的嚴謹態度，還必須做到胸有大丘壑，厚積薄發。胸有大丘壑即胸有全局。古人論畫，主張“未曾畫竹時，胸已有全竹”。寫文章亦同理。如此，方能海闊天空，縱橫捭闔，方能舉重若輕，言簡意賅。厚積薄發，是大文豪蘇軾首先提出的，周恩來總理將其闡發為“長期積累，偶然得之”。歷代名家大師，都是厚積薄發的信奉者、實踐者、倡導者。厚積，言其多，而是為了多中求少，為了提煉和濃縮。薄發，言其少，但不是單純的量少，而是化多為少，以少總多，就像塔之尖、斧之刃、山之峰。厚積為了薄發，薄發要求厚積；厚積乃薄發之基礎，薄發乃厚積之精華。包拯鍘美案的宣判僅百余字，句句言之有物，字字擲地有聲，說者鏗鏘有力，聽者蕩氣回腸。

法官口中“嗇言”，使釋法和調解的話語又準確又能說服人，更為不易。語言成形如同書寫法律文書，也需要充分準備，否則，措詞拖沓，支離破碎不但沒有說服力，而且有遜法官的威嚴，這個要求甚于撰文。因為，一段釋法，或一次調解形同演說，不僅講究適用法理的準確和邏輯的慎密，而且要求語言的聲情并茂，還要善于察眼觀色，把握說話的時機。通常要有字正腔圓的普通話，但有時可能還要會說一些方言土話。丘吉爾被譽為20世紀八大演說家之一。有一次，一位演講愛好者問他：“如果你做兩分鐘的時間演講，需要準備多久？”“半個月。”“如果你做5分鐘的演講，需要準備多久？”“一星期。”“那么要你做一個小時的演講呢？”“現在就可以開始。”丘吉爾真幽默，長篇大論的人無須準備，信口開河就得了，講到哪算哪。雖然法官的語言不同等于演說不，但本質相同。語言表達能力是在豐富的社會實踐和多角色生活積累中鍛煉而成，沒有一定的工作和生活閱歷，不可能成為能言善辯學者，言之有物的長者，擲地有聲的尊者。

司法的精華可謂“辯法析理，勝敗皆服。”法理如同經文，誦讀三年不解其意，點化一語茅塞頓開。當事人要聽的不是經文般的法條和法理，而是法律符于現實之中的公理和是非。有人主張法律文書通俗化，這不無道理。然而，要將嚴謹的法理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可能比法言法語的表述要求更高，難度更大。當然，民眾會更喜歡。因而，成為優秀法官，必須要過文字關和語言關。從表象來看，只是少說、寫短，但實質是兩項司法技巧，完全是司法能力的體現。時下，快捷、高效已經融入當代司法理念，速裁、速調受到各方歡迎。因此，法官要以有點睛之筆，點穴之語來提高審判效率和提升司法威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