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了這些年的民事法官，我為我的付出一次次地得到當事人的認可和感激而由衷的喜悅。當然，在辦案的過程中，我也不止一次地因為一些當事人的無理糾纏甚至是惡語中傷而煩惱、痛苦、委屈、困惑。好在事隔不久，這些所有的不快，都慢慢地淡出了我的記憶。但近日在我所處理的一起案件中遭遇的冷漠，讓我至今難以忘懷。

袁浩（化名）是位癌癥患者，他以我市某家醫院的誤診，而延誤了他的治療為由起訴至法院要求對方賠償。在案子的處理過程中，我知道他四十開外，仍孑然一身，沒有職業，更無任何經濟來源。做法官的良心或者說做人最起碼的道德，決定我在公正處理好此案的同時，盡可能給他最大限度的幫助。因徐州醫學會做出了不構成醫療事故的鑒定，他不服而要求向省醫學會鑒定，但此前大量醫療費用的支出，他實在無力再交納鑒定費用。我沒加任何考慮即給了他400元，分管院長也給了他500元，省醫學會的鑒定結論雖然不構成醫療事故，但指出了被告醫院在給袁浩治療過程中的不足之處。醫院的對立情緒也很大，我一次次不厭其煩地給醫院的代理人、負責人打電話，也許電話打多了，電話那頭終于傳來“他是你的什么親戚嗎？這么投入地給我們做工作”等半開玩笑的話語。兩次的鑒定，案子的絕對審限已過半年，袁浩的身體也每況愈下，最終，在調解未果的情況之下我做出了判決：袁浩獲賠各種損失4萬余元。他很漠然地領走了判決書，而被告肯定不服，我以袁浩的生命不會維持太久為由，勸服被告放棄了上訴的念頭（其實這種做法非常不妥）。判決書生效的第二天，我接到袁浩打來的電話，聲音很低弱，他的意思是自己已無力去執行案款，請我替他向被告醫院要賠償款。我當時感覺他可能快不行了，于是馬上放下手頭的工作，帶著書記員來到被告醫院，以最快的速度從醫院拿到支票，又從銀行取出了現金。當我大汗淋漓地來到他的床前時，他正坐在床上輸血，看到我遞過來的賠償款，他面無表情地接了過去，并按照我的要求機械地辦理了領款手續。這時我聽到臨床病人及家屬對我的贊嘆聲，而他幾乎沒有正眼看我，表情冷漠地注視著輸血袋里的鮮血一滴滴地輸入他的體內。我還是忍不住地問了他一句：“賠償款領到了，你高興嗎？”“沒感覺！”他冷冷地回了我一句。而后，我茫然地離開了他的病房，一起賠償案件就這樣畫上了句號。

“沒感覺”，不經意的一句話，也許是表露他的訴訟目的沒有完全達到；也許是對我的工作并不滿意；也許他病到深處已對所有的事物皆感麻木。但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我，我的腦海里反復回放整個案件的處理過程，我想我之所以這樣做，只想讓他在生命彌留之際，讓他感受到人間的真情、法律的力量。我并不要求他對我的付出有什么回報，哪怕沒有一聲謝謝。我竭力用“寬容”和“大度”之類的話語安慰自己，但我始終找不到一個平衡點。

案子完結后，我就再也沒有得到袁浩的任何音信。以他當時的身體狀況，我想他很可能已經不在人世了。一切皆為過去，明天，也許會有另一個袁浩，在病床上、在輪椅里、在襁褓中……等待著我的幫助和法律的公正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