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孫某龍、張某英、喬某平、孫某飛訴稱：2010年2月20日在高郵發生了王某良故意殺人案，《揚州晚報》社在對該事件報道時，對加害人王某良犯罪過程與動機等內容的描述，是根據被告提供的初步材料形成的。受害人孫某是原告孫某龍、張某英之子、原告喬某平之夫、原告孫某飛之父。原告經查詢，該報道的內容不實，于2011年4月向揚州市廣陵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揚州晚報》社停止對孫某的名譽權損害，并賠償原告的精神損失。在該案審理過程中，被告于2010年11月8日向審理法院出具了一份“證明”，該“證明”被審理法院所采信，致原告敗訴。原告認為，被告出具的“證明”與事實不符，侵犯了受害人孫某的人格權和名譽權，特提起本案行政訴訟，請求人民法院撤銷被告作出的“證明”。

 

被告高郵市公安局辯稱：首先，本機關作出的“證明”合法，且已得到審理法院的確認；其次，原告在訴《揚州晚報》社的民事案件上訴過程中，經二審法院協調，原告在協議書中已經明確承諾不再提起訴訟；此外，被告的證明行為并非行政管理行為。據此，請求人民法院駁回原告本案的訴訟請求。

 

江蘇省寶應縣法院一審審理認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同時，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的請求事項應當屬于行政審判權限的受案范圍。本案中，被告于2010年11月8日向媒體提供的證明，是其就王某良案件的刑事偵查過程中初步查明的事實作出的證明行為。被告作出的是事實證明，并非是依據公安行政管理職權而作出的行政管理行為，也未對原告的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由此而引發的爭議，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據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第（六）項，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第（一）項、第（十一）項的規定，于2012年4月19日作出（2012）寶行初字第2號行政裁定：

 

駁回原告孫某龍、張某英、喬某平、孫某飛的起訴。

 

一審宣判后，孫某龍、張某英、孫某飛、喬某平不服一審裁定，向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二審，確認了一審查明的事實。

 

江蘇省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二審認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但其提起行政訴訟的請求事項應當屬于人民法院行政審判權限的受案范圍。本案中，高郵市公安局于2010年11月8日向新聞媒體出具的《證明》，是其就王某良案件在刑事偵查過程中初步查明的事實作出的事實證明，該證明行為并非是依據公安行政職權作出的行政行為，由此引發的爭議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故原審裁定駁回孫某龍、張某英、喬某平、孫某飛的起訴并無不當，其提出的上訴理由缺乏法律依據，本院不予采納。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0日作出（2012）揚少行終字第001號行政裁定：

 

駁回上訴，維持原裁定。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高郵市公安局在刑事偵查過程中出具證明的行為如何定性？ 該案中，公安機關就刑事偵查過程中查明的事實作出的證明行為屬于不可訴的行政行為。該證明行為實質上僅是以國家機關的名義見證和表明某種既有事實狀態的存在，其本身并沒有為相對人創設新的行政法上權利義務內容，也沒有對相對人實有權利產生實際影響，該行為并非是公安機關依據行政職權作出的行政行為，由此引發的爭議不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