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王德威先生對作者齊邦媛一生“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的評價，我帶著新奇翻開了《巨流河》的扉頁。追尋著作者的腳步，從記錄她孱弱童年的東北到流亡的關內，從追求新知的西南到攀登文學天梯的臺灣，我幾乎是一瞬間經歷了作者的似水年華：那英挺有大志的父親、牧草中哭泣的母親，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著《松花江上》的東北流亡子弟，初識文學滋味的南開少女，含淚朗誦雪萊和濟慈的朱光潛；那盛開鐵石芍藥的故鄉，那波濤滾滾的巨流河，那深邃無盡的啞口海，那暮色山風里、隘口邊回頭探望的少年張大飛……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家與國

 

對國家命運的回憶與評判，大多視角宏大，微言大義。而在齊先生的筆下，中國過去半個多世紀的起伏波瀾，卻從跌宕錯落而終至溫潤平和。世事變遷、家族起伏，在先生的娓娓道來之中，少卻了幾分刀光劍影的激蕩，卻平添數屢淡雅的暗香。這個哭泣中長大的孩子在數年后以最內斂的方式記錄了家族的流亡與祖國的惆悵。這里面所蘊藏的深情與所顯現的節制，是從波濤滾滾的巨流河到默默無言的啞口海的距離所不能表達的。

 

巨流河與啞口海，一個奔騰在遼闊的東北平原上，一個蜷臥在美麗的臺灣半島上，兩相陌生的一對地名，卻因為一群流離的人，一段流離的歷史而碰撞在一起。中國自二十世紀開始的苦難交纏，軍閥混戰、列強入侵，多少志士仁人灑下熱淚與鮮血，多少平民百姓失去親人與家庭，歷史中太多的細節被堙沒在國家敘事的宏大背景中，成為可有可無的注腳。而齊先生卻將國家命運倒映于家族之顛沛、個人之流離中，這種對個體價值的珍重跳出了傳統的政治架構和倫理理念，而最終又回落到對國家歷史的紀念與反思之中。正如作者所說，六十年來，從東北到華北、從南京到武漢、從桂林至重慶，從巨流河到啞口海，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輾轉顛沛讓她最引以為榮、感覺真正存在過的，是最有骨氣的中國！        

 

文學與政治

 
正如齊先生所說：我的一生，常似隨西風疾行，攀山渡海，在人生每個幾近湮沒志氣的階段，靠記憶中的期許，背幾行雪萊熱情奔放的詩，可以拾回一些自信。文學這一泓最清澈的溪流，為齊先生照見了最廣闊的天空。而政治，在當年的南開少女心中只有可怕與謊言，又因父親的告誡，六十年來齊先生從未涉入政治。因此，在這樣一部大格局的回憶錄中，無處不彌漫著文學的情懷，從三江匯流之處開始，雪萊與濟慈就常伴我們左右。
 
她編寫臺灣中小學新國文課本時，堅持去黨政軍化，慨然面對從社會到立法院的質疑非難，這不能說不是一項政治性很強的工作。但她并非是為了實現她改變社會的政治理想，也未高喊任何追求“進步”的口號。她只是單純的認為，文學便是文學，美便是美，教育的責任便是把這種美學傳遞而熏陶。就像武漢大學時，吳宓先生告訴她的那句話：“佛曰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這種對于知識和傳承的虔誠大愛，不可被任何力量操縱歪曲。在談到國家文學館的建立時，她曾爛漫的寫到：“因為臺灣這樣的政治環境，只有文學是超然的，或能不受政黨、經濟的影響。如果定名為國家文學館，臺灣未來是統是獨，它有文學的尊嚴，任何搞政治的，也沒有膽量推翻一個‘國家’。”這種始終堅持文學追求，相信文學有戰勝歷史混沌和國家霸權的潛力的心態，正是樂山時期武漢大學校長所說的“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輟”的真實寫照。齊先生曾說，人生沒有絕路，任何情況下，“弦歌不輟”是她活著的最大依靠。

 

理想與幻滅

 

在這本厚重的回憶錄里，無處不充斥著理想與幻滅，以及即使幻滅仍弦歌不輟的堅持。父輩那里，有齊先生的父親齊世英。他十三歲離家，先后去沈陽、天津、日本、德國讀書，26歲歸國，就參加了郭松齡的“叛軍”。郭軍一路奪下葫蘆島，再奪錦州，直逼沈陽?？上Ч升g兵敗，齊世英飲恨巨流河。 “九●一八”事變后，齊世英認為要救亡圖存，必須保存青年力量。遂于1934年在北平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國立中學——東北中山中學，招收了約兩千名流亡學生，這是齊世英一生引以為傲的事業。一群失家的孩子和老師，從北平到南京，從南京到漢口，到湘鄉，到桂林，到懷遠，有車搭車，無車走路，跋涉流離進入四川，托身威遠的靜寧寺，得以安頓八年，弦歌未絕?？箲饎倮蠡氐焦枢l，卻遭停辦46年，不見天日，直到1994年由各地及海外老校友推動，才得復校。那每天清晨升旗典禮的校歌：“白山高黑水長，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難忘……我來自北兮，回北方。”是齊世英一生的宿命。這樣一位了不起的中國人，三十年后，由于反對蔣介石增加電費以籌措軍餉的政策而被開除國民黨籍。

 

親朋里有英姿颯颯、親愛精誠的張大飛。他1937年投筆從戎，以優良成績選入空軍官校十二期，畢業后即投入重慶領空保衛戰，表現甚好，被選為第一批赴美受訓的中國空軍飛行員。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國科羅拉多州受訓回國，與十四航空隊組成中美混合大隊，也就是現在我們所熟知的——“飛虎隊”?？上纳Ａ粼诹?span lang="EN-US">26歲，停留在了河南信陽上空。

 

還有齊先生筆下的南開之父張伯苓、授業恩師朱光潛、忘年之交錢穆，以及那眾多在刺刀炸彈下仍懷揣著知識救國夢想的知識分子們。因為他們有理想，有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夢，所以就有了不懼任何困難的力量。

 

本書的臺灣繁體版的腰封有這么一句話：“讀了這本書，你終于明白，我們為什么需要知識分子。”真正的知識分子，應當對時代發出自己的聲音，并使自己只屈服于真理。正如齊先生本人，筆下絕非只是苦大仇深的悲切之痛，而是飽含家國之念與個人醒思。中山中學的悲壯校歌、著名的《松花江上》，那是家國破碎中先生對那個時代最為深切的情懷。及至后來的種種磨難，反而都成了先生不平凡一生的平凡注腳。

 

當齊先生六十年后站在故鄉的土地上，再度唱響中山中學的校歌，白發颯颯，歌聲嗚咽，這歌聲回蕩在松花江上，帶著顛沛流離的痛楚越過巨流河畔，最終匯入湛藍的啞口海。自此，平靜的海灣日夜弦歌不輟：唯楚有士，雖三戶兮，秦以亡！我來自北兮，回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