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李某第三次作為被告人站在我面前時，已是作為成年人接受審判。我有點無奈地問他：“這真的是你的最后一次了嗎？”

 

李某不清楚自己確切的出生地，不知道自己親生父親的姓名，甚至至今沒有報過戶口。在李某尚不懂事的時候，生父就離開了人世，母親跟隨在云南打工的繼父改嫁到四川。由于家庭生活條件艱難，母親精神又不正常，李某從小就沒有受到良好的家庭和正規的學校教育，小學五年級輟學后在家務農，后外出打工。從貧窮的山溝到繁華的都市，心理的落差可想而知。網絡和城市生活的誘惑讓李某無法抗拒，打工那點微薄的工資已不能滿足他日常的花費。對他而言，能獲取錢財的捷徑便是盜竊。李某在庭審中表達的悔恨讓人不由地相信他一定會痛悔前非。不料第一次刑釋后才兩個月，李某再次實施了盜竊，他的理由就是沒身份證找不到工作，沒有生活來源，又不愿與家人聯系。李某的生活遭遇確實令人同情，但這就能成為犯罪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嗎？在第二次刑釋后不滿三個月，又第三次實施了盜竊，而這一次他已成年。

 

三次的審判，從來沒有家人出現過，我們怒其不爭又哀其不幸。像李某這樣不斷再犯的異地少年犯并非個別，家庭的貧困、童年的不幸讓他們在得不到親人關愛的同時，也不能受到良好的道德和文化教育。如果義務教育能得到真正落實，社會對貧困家庭有完善的救助機制，也許他們就不會小小年紀就輟學獨自外出打工。面對外面精彩復雜的世界，生理和心理尚不成熟的他們，在得不到正確引導的情況下，很容易走上歧路。而在初次受挫后，家庭、朋友、同事等社會支持的缺失將導致他們自暴自棄、悲觀失望，甚至通過一次次的犯罪而獲得所謂的成就感和滿足感。

 

我到底該拿什么來拯救你，異鄉少年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