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對未成年人犯罪采取“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實行較為輕緩化的刑罰。目前，我國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數呈現逐年增多，并且出現低齡化、團伙化、惡性化發展的趨勢，而司法實踐中存在過度輕刑化的趨向，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應引起重視。司法實踐中，過度輕刑化的表現有：

 

一是年齡的差異導致量刑幅度差異大。未滿18周歲的為未成年人，而超過18周歲即為成年人，雖然有可能僅一天之隔，但在量刑上差異很大。以搶劫罪為例，未成年人如具備自首等法定情節，按照司法解釋的規定可以免于處罰；而成年的人，適用從輕處罰也要判有期徒刑三年，不可能免刑。年齡的差異帶來量刑幅度的明顯不同，未成年人犯罪處罰顯得畸輕。

 

二是免處的濫用導致對未成年人警示不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7條規定了免予處罰條款，免刑條款的設置，是未成年刑事案件輕刑化的顯著進步，但對“可能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法定刑還是宣告刑理解不一，沒有明確解釋。司法實踐中一般以宣告刑來確定，導致免刑過于寬泛，限制了緩刑適用，容易帶來負面影響，對未成年人惡性犯罪顯得懲處不力，警示不足。

 

三是考核指標的不合理性導致不起訴案件增多。目前，檢察機關對公訴案件的質量進行考核，如案件訴至法院而被判處免予處罰，則對檢察機關在考核時產生不利。由于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21條對檢察機關不起訴案件的條件僅作了列舉式的規定，實踐中檢察機關是否起訴的裁量權較大。

 

筆者建議：

 

一是指導思想上要嚴格遵循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我們對待不同的犯罪行為人，該寬的寬帶，該嚴的要嚴，對失足青少年，貫徹教育、感化、挽救方針的同時，也要做到該嚴則嚴，寬嚴適度，寬嚴有據，不能因為保護未成年人而變成了放縱未成年人。對按實際年齡屬于未成年人，但心理年齡屬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在適用刑罰時要適度從嚴。

 

二是要嚴格適用免予處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7條規定了免予處罰條款，“可能被判處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文義解釋，從字面含義、語法結構來看，“可能判處”是指未成年犯可能被判決宣告的刑罰。因此，法定刑在三年以上的，也可能被判處免予處罰。司法實踐中，應當結合未成年人的悔罪表現、退贓情況等因素，嚴格審查適用免予處罰，符合適用緩刑條件的，盡可能多適用緩刑，以增加未成年人的思想認識。

 

三是要謹慎適用不起訴決定。檢察機關對不起訴的案件，應符合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21條的規定，不要作擴大解釋。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向法院提起公訴，由法院確定是否免處。上級檢察機關要加強對不起訴案件的監督，合理加以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