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夜孤燈，一口氣讀完《明朝那些事兒》，不禁掩卷長思。

 

當年明月無疑成就了草根寫史的輝煌，一部對明朝歷史摹寫解讀的通俗讀物幾乎形成“洛陽紙貴”的轟動效應，很適合這個精神快餐的年代。但讀完這部語調詼諧的另類明史，心情卻一點也不輕松。為什么這部書如此引人入勝？煌煌三百余年大明朝，是最奇特的一個朝代。不僅名臣輩出：有風華絕代的楊廷和、于謙、徐階、王陽明、海瑞、張居正等等隨手可舉的千古賢臣，也有王振、劉瑾、嚴嵩、魏忠賢等千古罵名的奸佞。而皇帝也很另類特別：有刻薄專殺的，有玩樂的，有稀里糊涂當了俘虜的，有幾十年怠政不上朝的，有熱衷做木工的。借用作者當年明月的一句話，其實歷史本身就很精彩，可以寫得很好看。僅有好看自然是不夠的，鑒古知今，今天往往折射著歷史的余光。歷史中的人物命運或喜或悲，結局或相似或不同，在歷史的界碑上刻痕或深或淺，都決定了一個王朝最終的走向。三百年明王朝的興衰明白告訴我們：歷史不可復制，但常有驚人相似之處。“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并不是一聲嘆息所能概括的。

 

在明王朝十六位皇帝中，明思宗朱由校也即崇禎皇帝是最具有悲情色彩的人物，一身承載了明王朝覆亡的全部之痛。他勤勉辛勞、勵精圖治，雷厲風行鏟除魏忠賢閹黨，渴求治國之道，勤于政務，事必躬親，卻無力回天。在苦苦掙扎了十多年后，依舊沒能挽救病入膏肓的明王朝，在李自成攻破京城前，含淚手刃生女長平公主和嬪妃后，恨恨投繯自縊于梅山。后世對他的考語為：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之君。大明遺民嶺南派詩人屈大鈞在詩中寫道：“先帝宵衣久，憂勤為萬方；捐軀酬赤子，披發見高皇；風雨迷神路，山河盡國殤； 御袍留血詔，哀痛何能忘！”后來奪了大明江山的滿清王朝，在鐵騎入關時，打的卻是為崇禎復仇的旗號，在清代編撰的《明史》中也給了崇禎較高的評價。即使是直接顛覆了明王朝的對手李自成，在其《登極詔》中也如此形容崇禎皇帝：“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在中國歷史上，崇禎皇帝可謂最獨特的亡國之君。在這里，我并不想去探討崇禎性格、決策等方面的缺陷，只是對之所以造成“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這樣奇特局面的原因，頗費思量。在曾經名臣輩出、將星閃耀的明王朝，為什么在最后國家危亡的關頭，有明君卻再無能臣良將拯帝國于飄搖？與其說崇禎皇帝做了荒淫的萬歷和天啟兩代皇帝的替罪羊，倒不如說貪墨腐敗的官僚體系已蛀空了整個帝國大廈，明王朝走到了油盡燈枯的盡頭，傾覆已是注定的宿命。到明朝末期整個王朝已腐朽不堪，吏治腐敗、官場黑暗、賄賂公行，結黨營私，攀附權貴。皇帝以一己好惡，親佞遠賢，擅殺忠良。官員的品格意志、道德責任和民族大義幾乎消蝕殆盡。崇禎即位之初，西北大旱，民不聊生，史載人相食，而官府非但不救恤，反而依舊催租逼稅，終于民眾揭竿而起；官員拜金主義盛行，愛財如命，蠅營狗茍，集體貪賄已成習慣，以致崇禎向臣子募集軍餉竟無人響應；犬儒主義盛行，當李自成攻破北京外城，提出封王、賜銀、投效朝廷作為交換條件時，崇禎向首輔魏德藻問計，魏怕承擔責任竟然一言不發，尸位誤國。回望明王朝初創時，開國皇帝朱元璋因痛恨貪官，不僅大開殺戒，甚至到了對貪官污吏“剝皮揎草”的殘酷程度。但天意弄人，即便賢明如張居正、英勇如戚繼光，也無法逃過適應官場貪墨的潛規則來謀求生存的命運，貪腐荒淫如同牢牢附著在帝國肌體上的頑瘡，三百年后，仍然葬送了這個曾經輝煌的皇朝，不能不讓人唏噓。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這是出自《左傳》中的一句話。不禁想起1945年7月，時年68歲高齡的黃炎培在參觀延安后，以此請教毛澤東：如何能擺脫這歷史周期律？毛澤東的回答擲地有聲：“我們已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言猶在耳，振聾發聵，令人回味深思。我想，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銘記的，也是每個有良知和責任感的公職人員應該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