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法治國家，監督權是憲法賦予每位公民的合法權利，網絡監督則伴隨著信息化的高速發展應運而生。實踐證明，網絡監督在監督公權濫用、揭露腐敗等方面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但客觀地說，網絡監督能夠取得成效在很大程度就取決于當事人的身份，在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諸如“政協之子撞人”、“ 富二代結婚邀400公務員”等事件才會吸引公眾眼球。

 

誠然，權力導致腐敗，被曝光的事件和人物可能存在腐敗現象，但過度的網絡炒作則將人物臉譜化、標簽化、定勢化：以公務員為代表的“吃皇糧”群體天然為強勢群體，甚至成為成為弄權腐敗、官商勾結的代名詞，是被打倒的對象；以農民、病人等為代表的群體則是弱勢群體，是被欺負、被同情的對象。如果雙方發生沖突，公眾的第一反應往往是一邊倒地支持后者而不論事實真相，哪怕是捕風捉影、道聽途說。

 

權力來源于權利，權利監督權力，但權利的濫用就會羈絆權力、要挾權力、綁架權力甚至是顛覆權力。在網絡監督個案中，如果公權機構回應，因公眾仇權仇富的思維在前，任何回應都很脆弱，而一旦默不作聲，網絡謠言則在炒作中持續發酵，公權機構的沉默等于承認，形成進退維谷的二難狀態。

 

當少數網絡監督成功案例的作用被無限放大后，在公眾的心中就會形成條件反射，即心理學中“刺激泛化”：指當人或動物形成某種條件反射之后，與特定條件刺激的其他刺激也可能引起同樣的條件反應。一旦發現涉及公權機構或者人員負面新聞的帖子，公眾則一擁而上，而公眾的心態并不全然理性，有的就是出于圍觀看熱鬧甚至報復權力。網絡被抽象成所向披靡、無所不能的功效，公眾形成網絡依賴。長此以往，就會形成網絡版文革，網絡監督就是無產者打到當權者的一個工具、一種運動。

 

這樣，就削弱了正規矛盾調解機構的權威，歪曲了干部隊伍的形象。更為嚴重地，網絡監督的濫用會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或者組織利用，打著維權的幌子，收取當事人的高額報酬，利用網絡監督的漏洞和公眾的心理，炒作民粹，陷公權于被動，取得輿論的先機，成為少數人牟利的利益，并將自身塑造成為“維權斗士”、“反腐英雄”等，實現自身名利雙收。

 

必須承認，人的自然稟賦、家庭出生、社會分工的差異是客觀的，正如古人所講的“物齊非齊”，每個人在財富、學識等方面不可能完全等同。和諧社會不是要消滅差異，而是要把這些差異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圍內，做到“和而不同”與“不同而和”。

 

因此，任何事物都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個案正義的實現不能以犧牲社會整體的利益為代價，否則就是矯枉過正，就會過猶不及。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網絡監督作為歷史的產物也應有所止。回歸本位，其根本目的就是發現真相、化解矛盾，而非制造對立、加劇隔閡。通過公共參與，督促相關公權機構從速、從快解決問題并舉一反三形成維護社會和諧的長效機制。

 

公權機構也應當不斷總結網絡監督的規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將網絡監督納入法治的軌道。對于反映的問題及時調查和公布真相，迅速有效追究相關當事人責任，而對于利用網絡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的造謠者、炒作者就應當嚴懲不貸，在占領輿論高地的同時懲惡揚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