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悄悄告訴我:“就是那個害你扣300塊的,又跑到院長那告宋庭了。虧了老宋留個心眼兒，不然夠蹲三年的！”說著“啪”的把案卷摔在桌上，“這個刁民！”

“不可能吧？”我覺得他很老實的一個人??說來慚愧，那當事人的案件原審是我，后來案子被發回了，當然我就被扣了300元獎金。想想夠虧的，他送我20000元紅包我當時留下了，等宣判后帶他去了紀檢室。當紀檢主任把20000元退還他的時候，他還感動地留下了眼淚。

不過天地良心，我那案子可沒什么錯。市醫學會認為構成醫療事故，醫院是主要責任；省醫學會則完全相反，認為醫院一點過錯也沒有，他14歲的兒子偏癱在床完全是并發癥而已。我把省醫學會的結論給我的醫生朋友看，她冷冷一笑道：“關鍵的地方怎么避而不談？你要糊涂官糊涂做，就信它好了。”我便查了藥典，又查醫學教材，認定醫院有過錯，判了醫院承擔70%的過錯責任，賠償53萬。滿以為伸張了一把正義，哪知案子在中院磨了三個多月，卻被發回了。理由是建議到中華醫學會重新鑒定，以明確究竟是否構成醫療事故。

我自然知道其中的奧妙。那家醫院光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就好幾個，心想是好漢你要么改，要么撤，發回算鳥本事。那當事人拿著中院的裁定書，一臉期望地問我：“林法官，中院法官說讓你們再審審，還是你審嗎？我可不做鑒定了。”

果然，重審的時候宋庭長無論怎么努力，他也不同意再鑒定，而且，而且還硬磉給宋庭長一個報紙包。

“喏，就是這個包，我根本連動都沒有動。”院長把宋庭長喊去的時候，老宋就把那包原封不動帶過去了，“宣判的時候我特意喊了兩個合議庭成員都去了，當場把這紙包還給他，他不要，還說我看不起人，他怎么跑您這兒了告狀了啊？”宋庭長問院長，有些納悶。

“哎呀老宋，20000，都夠三年了！”院長心有余悸，“一大早他就來堵我辦公室，見了我就說，我給你們法官送了20000塊錢，他說要交給紀檢，不知道交沒交？我一聽，汗都出來了！”

“莫名其妙，我又不是沒退給他，他不要，倒跑來舉報我？”

“你怎么判的呢？”

“原樣判出去了，到中華醫學會又不是法定程序。”

“那他還有什么不滿意的呢？”

是啊，那他還有什么不滿意的？我們也想不明白。不過，所有的法官都知道了這個當事人，知道他是“刁民”。只有我，只有曾經接觸過他的我，不這么認為。

 

我記得一年前第一次見他時，他的頭發是黑的；等市醫學會報告出來的時候，他的頭發已經灰白；而送達省醫學會報告的時候，他的頭發已經全白了。我見過他的兒子，一個英俊瘦高的少年，象一截木頭一樣躺在病床上。評殘那天，他抱著兒子上床下床，看者他如同荒草一樣的白發，我想不知道這瘦弱的父親還抱兒子多少時間？

他不是刁民。我還清楚記得他真誠的淚水。可是又怎么解釋他的行為呢？

直到那一天，我再次見到他和他的兒子。

妹妹的孩子摔傷了，我去醫院看望。此時已是深秋，十幾層高樓的走廊里寒風陣陣，電梯間墻角鋪了一張草席，上面放著一床臟得辨不清顏色的棉被，幾個來不及洗刷的杯碗散亂地擺放著。黑黃的枕頭上，一張似曾相識的面孔映入我的眼簾，但是我每次見到他時，他總是很干凈的啊。然而那頭白發卻不容置疑地告訴我，就是他。

我猛然想起，他和他的兒子就住在這家醫院里。

我應該看看我的小原告。于是我走進那個少年的病房。他看到我，友善地笑了。

“還認得我嗎？”

仍舊是純真無邪的笑。

“我是審你這案子的啊，還記得嗎，我帶你去評的殘。”我提醒他。即刻我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少年的臉色一下黯淡下來，警惕地盯著我，眼睛里滿是敵意。

“林法官你來了！”他父親不知何時進來了，好象對自己邋遢的形象感到羞愧，他滿臉的不好意思。

我隨口問了問上訴的情況，又問重審結果是否滿意。我還想問他為什么要舉報宋庭長，可是看到少年桌上只有一杯白開水而臨床的孩子卻滿桌的高檔點心，便覺得已經沒有必要再問了。

他沒有去檢察院，沒有去人大政法委，沒有去紀委和中院，只是到我們自己院長那里小心翼翼地問上一句“宋庭長把錢退給你們了嗎？”

他是刁民嗎？

“現在沒錢就打不起官司。”紀檢組長退他錢的時候，他說。

這，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