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事少年刑事審判工作幾年來，我一直認為未成年犯的延伸管理教育非常重要，學校、家庭、社區建成幫教網絡，形成時時監控的嚴密幫教體系，未成年犯一定能改好。但一件事改變了我的看法。

年初的一天，未成年犯何浩（系化名）的母親打電話給我哭訴道：“何浩因與自己吵駕已離家出走十多天了。”得到這個消息，我心里第一個想法就是：“他會不會再犯罪！”何浩因尋釁滋事罪被判處緩刑一年。在判決前，我經過走訪他父母、所在學校、社區，了解到何浩在讀高一，在學校學習并不認真，有時調皮不聽勸，但能尊敬師長，和同學友好相處，無違法違紀的記錄，這次是偶然犯罪。這個人能否“判處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經過做工作，何浩母親保證對何浩嚴加看管，上學放學由其接送，老師也愿意對其加強教育，將其在校情況反饋給我們。經研究決定對其判處緩刑，何浩又回到學校讀書。現在他離家出走了，脫離了學校、家庭的監控，會不會重蹈覆轍，不能不讓人擔憂。

“何浩回來了，”當何浩的父親把何浩帶到我面前時，面對著這個剛剛十七歲的高中生，我一時不知對他怎樣做工作。說教嗎，他不是一點道理都不懂的小孩。訓斥嗎，他就是因母親的訓斥才離家出走的。我只好以問話開始，他說：“母親太不尊重我了，我和同學在一起好好的，沒什么事，母親就罵自己不學好，自己因此出走。”我擔心的問：“你出走這些天有沒有做什么違法的事？”“趙審判，您放心，我改好了，不會做違法事了。你不要認為我改好是誰管教的結果，也不要給我過多的管教壓力，我是自己想進步，想爭取好前途才改好的。”我一時語塞。

的確，“我自己想進步”，當這個愿望由一個人內心涌出而不是被別人強加給他時，這個人已回歸正途，對其不適當的幫教反會成為束縛他的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