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至11月，如東法院共受理漁民出海作業人身傷亡案件35件，涉及人身損害賠償標的300余萬元。如東擁有綿長的海岸線，是江蘇漁業大縣之一。一直以來出海作業也就成了廣大“靠海吃海”的漁民的經濟支柱。近年來，隨著工業化生產對海產品需求的增加，漁民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出海作業引起的人身傷亡事故也逐年增加，其損害賠償訴訟也成為當前法院審判的難點之一。

一、漁民出海作業人身傷亡案件類型及特點

在該35件案件中，筆者通過分析，認為漁民出海作業人身傷亡案件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是雇員型。此類型表現為傷亡漁民為船主所招募雇傭，為其進行海上作業，由船主按期給其發放工資。二是租賃型。此類型表現為傷亡漁民和船主共同出海，其根據當天作業收入支付給船主一定實物抵作費用，其余收入則為自己所有。三是合伙型。此類型表現為雙方合伙修船出海，共同支付船上耗損，共同按出資或平均分擔作業收益，傷亡漁民為其中合伙人員。

在以上三類案件中，存在以下特點：一是傷亡漁民和其家屬與船主之間往往缺少書面協議，僅是出于口頭協定，法院審理此類案件時在當事人舉證存在困難。二是由于海上作業的不確定性以及船主自保心理，對傷亡漁民死亡原因存在分歧，對賠償金額難以達成一致。三是出事后一些當事人之間會達成協議，但事后反悔訴諸法院，或者是出事后雙方將矛盾進一步激化，導致一案多因多果。

二、原因及法院審理難點分析

導致此類案件增多并表現為上述特點的原因，筆者以為：一是海上作業風險系數高，作業漁民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往往容易忽視自身安全保護。二是當事漁民法律觀念淡薄，缺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導致出事后沒有有力維權舉措。三是個別“黑心”船主過分追求經濟利益，置雇員人身安全不顧。

法院在審理上述案件時，大都有以下兩方面的難點：一方面就是舉證責任的分配和證據認定上，出事漁民本人或其親屬事先與船主沒有任何書面協議，事后也不可能補充，在責任舉證上存在先天不足。在一些案件中，當事人之間事后簽定的補償協議也不足以證明事故責任，加上一些船主出于自保，不愿意承擔責任，往往可能與船上其他人員定立“攻守同盟”，給法院取證和進行證據認定帶來一定困難。另一方面是海上作業的高風險，導致傷亡漁民的出事原因存在不確定性，在當事人之間責任認定上不容易確定。特別是那些死亡案件中，死亡漁民大都連尸體都無法找到，質證無從進行。責任難以確定，進而也就導致在賠償數額上雙方難以達成一致，這也是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的難點之一。

三、減少此類案件高發和預防對策

近年來，出海作業引起的人身傷亡事故的逐年增加，不僅給一個個家庭帶來難以言喻的傷痕，也容易引起當事人之間的矛盾激化，不利于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為此，如何減少此類案件高發和預防對策也就成為我們目前的當務之要。

首先要加強行業監管，進一步加強對出海作業漁船設備和救助措施的完善，對不符合出海作業的漁船一律不允許出海。要加大對不合格船只的查處力度。

其次要加強漁民法制教育，進一步增強其缺少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能力。在出海作業前要與船主訂立詳細的合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第三要加強漁民自身安全意識。廣大漁民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要從整個家庭考慮出發，來重視自身安全保護。要加強信息聯通，保證出海船只和人員能及時聯系，及時回港避風，減少事故發生率。

最后，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要從人文關懷角度出發，在依法審理的同時，進一步做好當事人的安撫工作，維護社會和諧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