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治國主張各有千秋。但翻開浩瀚的國學經典，《尚書·商書》中“惟治亂在庶官”，《左傳·桓公二年》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墨子·親士》有“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有一點儒、法、道、墨等殊途同歸：統治者為了實現對國家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單靠一個人的力量是不現實的，必須通過權力的分享和放下尋找到媒介——官員。

 

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提出“明主治吏而不治民”，被歷代統治者奉為圭臬。龐大的官僚隊伍成為君主治理國家最主要工具和支撐，吏治的好壞直接決定了國家的治亂興衰，在理論上也形成了“人治——官治——治官——吏治——治民”的治國體系。

 

君主治吏的最佳境界——無為而治

 

對君主和臣屬而言，這是一對典型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矛盾共同體。一方面，君主為了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要依賴臣屬“智者盡其慮”、“賢者敕其才”、“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臣屬不僅要為君主耗盡智慧、精力，還要主動讓渡榮譽和功勛，甚至頂罪甘當“替罪羊”，最終實現“臣有其勞，君有其功”的理想狀態。但在另一方面，君臣在國家戰略、人才選拔等涉及國家根本利益方面立場上又是對立的，“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

 

故而，人才對于君主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任用得當，則國富民強、名利雙收，否則，可能禮崩樂壞、亡國滅種。韓非在《內儲說》中詳細列舉了“權借在下”、“利異外借”、“托于似類”、“利害有反”、“參疑內爭”、“敵國廢置”等臣屬危害君王、篡奪王位的六種隱蔽微妙情形。

 

韓非認為，君主個人能力是有限的，不要說是治理國家事必躬親就是親自督察百官也是“日不足，力不足”，而且效果不佳，主要是因為君主高高在上、囿于深宮，但卻握有對臣屬生殺予奪的大權。臣屬總是拼命地迎合君主對自身的考核，以至于“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

 

就臣屬對君主的作為，韓非直言無所謂忠心等私人感情，純屬工作關系，“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人臣歸根到底也就是為了名和利，實現自身價值。

 

對于官員的治理，老子將統治者分為四個層次“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并認為最高明的統治者就是按照“道”的要求使萬物按照各自運行的規律完成生命過程。

 

韓非的主張與老子的“無為而治”一脈相承、不謀而合。他認為明主應當“寂乎其無位而處，廖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于上，群臣竦懼于下”，在“無為”中讓群臣盡顯作為，在“不治”中實現天下大治。他得出結論，賢明的君主要“舍己能”并“因法度”、“審賞罰”。賞罰之道就是韓非實現國家治理最核心、最關鍵的法寶。

 

無為而治的核心手腕——賞罰之道

 

賞罰之道奏效的前提是人趨利避害的本能，“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在經濟學中，奠定整個學科基石的就是“理性經濟人”假設，即：人人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決定行為策略，每個人通過各自的理性行為推動“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從而實現社會進步。其實，韓非早就看透這一點。黃鱔、海蠶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丑陋動物，但“婦人拾蠶，漁人握鱔”就是因為“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

 

賞罰之道合乎人的本性。作為官員，并不是終身制，其需要依賴君王的賞賜獲得爵位、財富和地位，此是趨利性。同時，他也有避害的本能，害怕甚至逃避因失言、欺主等罪行遭受君主對其官位、財貨甚至生命的制裁。

 

賞罰的制定本身就是一門藝術。舉個有趣的例子，魯國大火，眼看就要燒到國都，但左右均去追趕野獸而不救火。哀公求教孔子?？鬃臃治?ldquo;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并認為如行賞，就是耗盡國庫也不夠，便提出“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命令傳達后，火勢立控。賞與罰之間有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要調動人的積極性就要科學配置賞罰，而且要通過“輕罪重刑”達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因為“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

 

此外，賞罰具有獨斷性?；腹珦?ldquo;官少而索者重”，管仲勸其不要庸人自擾，“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則莫敢索官”。作為符合人性的最有力武器，“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君主應當將此大權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絕不可以與他人分享，就是賞罰意圖也不能輕易流露，否則臣子就會賣弄自己的德行，從而損害君主的威嚴，故而賞罰之道是“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賞罰還具有平等性。法家推行法治的最大阻力來自既有利益集團的舊官僚、舊貴族。為順應形勢，法家大膽突破“刑不上大夫”的傳統，并主張除君主以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不避大夫，賞善不遺匹夫”，無論高低貴賤、親疏遠近，均以法律為準繩，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賞罰。

 

賞罰更應守信。法律的生命在于執行，只有在實踐中不折不扣地執行才能樹立法律的權威。“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于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逾，百事不殆”，走向反面就會“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法家的核心就是法，從商鞅徙木立信開始，法家就是要讓官民相信法律，并使法律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樹立絕對權威。

 

賞罰之道的內在病理——邏輯缺陷

 

作為歷史的產物，韓非的主張不可避免地帶有歷史局限性。他所說的賞罰之道完全是為一人服務，也是構建在“明主”這一邏輯起點上的。專制社會施行一家一姓，“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繼承制度使得君主家庭很容易走進“富貴之家三代而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歷史輪回。

 

再者，君主個人并不置身天外，也有七情六欲，內親外戚，極容易出現韓昭侯法度難施行的困惑。申子解釋：“法者，建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

 

“賞罰”缺乏必要的彈性也令人詬病。中國歷來是人情社會，執法講究天理、國法、人情三者協調統一。片面追求法律的平等，鮮有必要的緩沖地帶，讓官員人人自危，缺乏必要的能動性，反而影響了國家治理的效果。

 

縱觀中國封建歷史，只有秦代完全貫徹執行了法家思想，但效果卻是“積六世之余烈”統一中國后的“二世而亡”?？梢哉f，地處西隅的秦國在群雄環伺之時，對外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嚴刑峻法導致的國內矛盾被連年征戰所掩蓋。但秦滅六國后，國內矛盾迅速轉化為主要矛盾，“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劉邦入關后，斷然廢除苛政，并“約法三章”，關中“大悅”，這也是法家賞罰之道最值得后人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