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法院審理了一起故意傷害案件，在一審庭審時，被告人單位領導來到法庭，宣讀了一份“調查報告”，證明了被告人的一貫表現，并作為法官量刑參考依據。 

對此引來較多反對的聲音，認為：道德調查作為量刑參考會有損法治精神，違背正義理念，是對司法公正的戕害，對道德參考量刑需要持謹慎態度……總而言之，反對的人大多認為將道德作為量刑的標準之一，有損法治的嚴肅性和公正性。

其實，調查報告在西方國家早已有之。現代量刑前報告制度始于美國，1878年麻省頒布了美國第一部緩刑法，到1925年美國聯邦緩刑法出臺之日，美國大多數州已經頒布了緩刑法。到上世紀30年代，當年的緩刑調查演變成了為整個量刑提供“量刑前調查報告”。

在我國有關法律中雖然沒有直接的“量刑前調查報告”的規定，但量刑前參考被告人一貫表現，這是早已寫進刑法條例的，是量刑酌定情節原則。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一做法符合我國刑法的精神。在我國《刑法》中，大部分采用了相對確定的法定刑，也就是說，有一個確定的量刑范圍和幅度，允許法官在這個范圍內自由裁量。而且量刑時調查報告也可以作為對被告人主觀意識的參考，因此對調查報告的指責缺少足夠的依據，將“道德調查納入量刑參考”，并無不妥之處。

在我國實行的、有著各種名稱的“量刑前調查報告”， 早在去年8月，四川省就首次在刑事案件庭審中引進“人格調查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四川的“調查報告”都以未成年犯罪為調查對象，而刑法中對未成年人犯罪也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量刑時參考調查報告既具有科學的理論基礎，也符合國際規則和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各地法院委托社會組織、人民團體、司法所等單位進行調查的做法，各方對量刑參考調查報告之所以提出置疑，大多是擔心法院委托的社會組織、人民團體、司法所等機構所進行的調查存在片面性，缺乏調查的法定權力和結果的權威性。對于參考量刑的調查報告，需要的是我國司法機構給出一個統一、科學的調查標準，才能更好地實踐法治精神，保證法律的嚴肅性和公正性，而且在如何保證調查內容的科學方面，加大對調查的過程受到金錢和權力的干擾等的預防，將量刑前的調查報告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