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江蘇省睢寧法院審理一起簡單的合同糾紛案件，卻引來媒體的高度關注，這是為什么呢？

真還是假？這是一個問題

原告說錢還欠著……有理，因為欠條在手，腰板自然硬。被告說，我已經還了，有在場證人，只是妻子忘記要回借條了，很冤很郁悶。雙方各執一詞，確實真假難辨。這時被告提出測謊，原告律師考慮了三個月后，同意了……很不幸，測謊結論是，檢測到張淑玲、王翠華的記憶中“曾還過15000元、欠條忘記要了等相關信息”，傾向認為“張淑玲極有可能還了15000元，但欠條忘了收回”。

測謊能否當證據用？

測謊在發達國家已經是非常成熟的技術了，我們對它的科學性還存在誤解。測謊一部分是利用心理，這是大多數人印象中的測謊，還有一部分更重要，就是利用大腦海馬區域的反應，這是存儲我們記憶的地方。把測謊科學性的論證引入判決書進行說理證明，是英美法學法官的可能選擇。在8月22日此案重審中，原告質疑測謊的效力，搬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當然，測謊不能作為定案依據理由是充分的，一是對測謊的科學性存在爭議，一是實事求是是我國的民事訴訟原則，故重視實物證據，不輕信主觀證據。然而，不能作為定案證據，并不是說完全沒有證據效力。本案中，有在場證人支持此鑒定結論，可以形成證據鎖鏈。

問題是，原告有欠條，是書面證據，并有當事人簽名。一切似乎又回到原點。

一句“不差錢”成了分水嶺

在法庭調查階段，審判員多數時間是在問原告，事后旁聽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特邀審判監督員以及其他非專業人員幾乎都對此表示質疑，這是讓他們做出支持原告選擇的原因之一，更讓他們反感的是被告的抗辯：“我從來不欠人錢……”“我有幾千萬資產，不差這一萬五……”，當地群眾代表在庭后評議時就指出他欠人錢的故事來反駁，當被告說出“我有幾千萬資產”時，旁聽席下甚至出現了噓聲。

兩大陣營分裂明顯

事后為了充分傾聽民意，向旁聽群眾、代表委員征求意見，討論后他們幾乎清一色站到原告這邊，認為任何人都會還錢后要回欠條，現在欠條還在原告手里，說明根本沒有還錢這碼事。

相反，法院“陣營”也是清一色的達成一致，但他們支持被告。他們認為，庭審中原告妻子的證言前后矛盾，當法官提問時，多次有“讓我想想”“忘記了”“你再重復一遍”等明顯猶豫、思考的言語，如果是真實發生的事情應該只需要回憶就行了，他們推測有一種十分現實的可能：原告的妻子拿走了錢，沒有告訴任何人，包括她的丈夫。

永遠說不完的話題

民意與專業判斷矛盾時，究竟孰是孰非，這也許是一個永遠說不完的話題。當民意形成兇猛的洪流時，想必在專業上再正確的判斷都是“不正確的”。

但是我們可以變得更專業一些，讓理性的人了解審理過程是多么無可挑剔，我們的說理是多么令人信服，民意自然會傾向專業判斷。比如，在判決書的說理部分加入對測謊功能的科學性的分析，引入權威的科學性材料；再如，加強當事人雙方的辯論環節，減少審判人員向當事人的詢問，在一些基層法院，法官詢問成為主要的審理手段，律師反倒不用下多大力氣，法庭調查環節與辯論環節比重嚴重失調。加強雙方當事人的辯論，給予雙方律師充分“交手”的自由，將程序正義放在與實體正義同等的地位。

也許對于標的15000元的案件，比查清是非、再現事實原貌更重要的是司法的價值體現、司法的角色定位及司法的歷史使命。理論上要求司法實現正義，不僅要在實體上，也要在程序上，以“讓人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正義，但是實踐中，裁判結果要面臨“民主的審判”。這第二次審判的明顯例子，可能要屬“許霆案”，因為和他一樣的盜竊ATM機的人并不如他一樣幸運，能夠得到如此多的關注。要讓中國老百姓贊同“結果不重要”，于情不合，我們需要的是某“青天”查出事實真相。結果當然重要，如果我們為實現一個價值，而犧牲掉更重要、更現實的價值，結果就是丟西瓜撿芝麻。這樣的例子還少么？當千方百計還原歷史真相時，裁判者的心理是否還能平靜如水，心里沒有預先判斷？還能保證雙方平等、給予申辯機會等“看到見”的正義的實現？如果這些不能保證，司法的公信力還能保證么，民眾的質疑還容得質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