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放化工廢水導致水污染，主犯一審被判刑十一年??

“同案不同判”引發如潮熱議

 

　　鹽城市鹽都區法院近日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對鹽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故案作出一審判決，主犯、原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胡文標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

　　這是我國首次以“投放危險物質罪”判處環境污染者，而此前對類似案件（如2005年發生的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案）追究刑事責任時，均以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判處。故此案一經宣判，立刻引起各方熱議。

 

罪刑之辯引起各方關注

 

　　根據現行刑法規定，“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量刑比“投放危險物質罪”輕得多，前者最高刑罰僅為7年，后者嚴重者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被告人何以被處“投放危險物質罪”？據主審法官??鹽城市鹽都區法院刑庭副庭長高愛軍解釋，胡文標明知其公司系環保部門規定的“廢水不外排”企業，也明知在生產氯代醚酮過程中所產生的鉀鹽廢水含有毒有害物質，及其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特別是企業排放廢水，被環保部門行政處罰以及限期整改以后，仍沒有采取環保措施，繼續將大量鉀鹽廢水排入到公司北側的五支河內，任其流進鹽城市區水源蟒蛇河，污染市區城西、越河兩個自來水廠取水口。因此，其主觀上具有明顯放任的故意，觸犯了《刑法》第115條規定，構成投放危險物質罪。

　　上海律師曹濟民贊同法院針對胡文標的這一判決。他認為，胡文標的公司任意排污，對當地水源產生污染，嚴重影響居民生活，且對社會造成極大負面影響，所以用投放危險物質罪定刑沒有問題。他還表示，此次審判將給今后嚴重污染環境的行為敲響警鐘，會有一定警醒和震懾效應。

　　而國內刑法學者張光君對此并不認同，并解釋說，投放危險物質罪與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最明顯區別就是，二者的行為作用力不同，前者直接作用于財產損失或直接導致人員傷亡，后者則是首先造成環境污染繼而間接引發財產損失或人員傷亡。本案顯然不符合刑法第115條的“投放危險物質罪”，而是符合第338條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

　　對于適用罪名的爭議，大多數法律界人士的共識是，區分兩罪的關鍵就在于被告人的主觀意志，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主觀方面一般是表現為過失，而投放危險物質罪在主觀方面表現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

　　南京工業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劉小冰20日接受采訪時說，判決結果是追究污染環境者刑事責任的一次突破，“若從制裁達到的社會效果來說，我是支持的，但最終宣判需要二審法院界定當事人是否存在主觀故意，如果存在或者企業確實無視環保部門的‘禁令’，罪名都是成立的?！?SPAN lang=EN-US>

　　據報道，面對一審判決結果，胡文標在庭上和庭外一再表示，外排廢水是事實，但流入河中不清楚，行為不構成投放危險物質罪，并且提出了上訴。

 

判罰不一呼喚法律完善

 

　　近期，一系列案件與過去的案件情節大致相似，但在定罪量刑時，由于罪名不同，新舊案件處罰結果有很大差別，這一現象引起廣泛關注。

　　7月23日，四川成都孫偉銘醉酒駕車肇事后逃逸致4人死亡1人重傷，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死刑；

　　8月17日，河南三門峽王衛斌醉酒駕車致6死7傷，被以“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6個月。

　　針對這種“同案不同判”的現象，有觀點認為，這客觀上暴露出我國現行的懲處犯罪行為的刑罰手段，已經落后于形勢的發展。

　　《中國青年報》8月19日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我國現行環保法治普遍偏“軟”，與日趨嚴峻的環保形勢嚴重不符。顯然，此次鹽城人民法院首次以“投放危險物質罪”而非“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來追究“2?20”事件，成都法院首次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來追究醉駕者刑事責任，無論從嚴格的“罪刑法定”原則、還是從司法應有的嚴肅性看，這種“借道”新罪名以求個案嚴判的做法，只能是權宜之計，絕非長遠治本之策。

　　但也有法學專家質疑，這樣的“創新”，在加強了震懾犯罪力度的同時，會不會給人以司法矯枉過正、過度彈性化的口實？

　　在央視主持人白巖松看來，交通事故之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環境污染之于“投放危險物質罪”，說明司法人士已經意識到，在新的時代下，用原來的處理可能會有問題，所以這是改革動作的一個開始。

　　由此，完善酒駕、環保等方面法律的呼聲再起。

《檢察日報》8月19日《污染環境判十年期待法律跟進》一文中提出兩點建議：一是最高法院應對鹽城市鹽都區法院的判決予以嚴重關注，盡快出臺新的司法解釋，對判決予以確認，同時使其他地方都可以比照這一判決進行審判；二是有關方面應該著手修改刑法中的“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條款，加重相應的刑罰。

 

“新罪名”彰顯治污之盼

 

　　僅近1個月來，全國各地頻發重大環境污染事件，令人觸目驚心。邳州遭遇山東砷污染事件，50萬群眾健康和生產生活受到影響；湖南瀏陽市發生鎘污染事件，造成509人尿鎘超標；陜西鳳翔、湖南武岡先后發生“兒童血鉛超標事件”，兩地血鉛超標兒童總數分別達851人和80余人……

　　江蘇省環保廳的統計表明，2007年我省共發生環境違法案件13092件，2008年為10429件。而在此之前，沒有相關統計數據。這說明，這兩年，政府對環境違法問題逐步重視起來。

　　但是，如此面廣量大的環境違法案件中真正進入刑事懲處的，則堪稱罕見。省環保廳法規處一位同志坦言，“事實上，我所知道的好像也就鹽城、常州兩三起吧。”

　　相關專家分析指出，刑事懲處機制的不完善以及由此帶來的刑罰量投入的嚴重不足，是近年來我國環境違法行為激增、環境狀況惡化的不容忽視的原因之一。

　　鹽城水污染主犯被判“投放危險物質罪”后，國內各地媒體、法律界人士、網民等紛紛發表意見和建議，絕大多數贊同這一判決，認為理當嚴懲環境污染者，且呼聲呈“一邊倒”態勢。

　　在關注鹽城水污染事件及其判決結果的同時，有關專家還指出，防止環境污染，光靠法律似乎還不夠。因為還有不少地方，為了追求暫時的GDP增長，往往對污染問題睜一只眼閉一眼，使得污染企業“有恃無恐”。

　　對此。有輿論指出，環保案件層出不窮，原因在于類似鹽城水污染事件的根子還在，“土壤”還在。這類事件為什么會發生？我們可以從一些部門管理疏漏、執行力跟不上等方面去尋找原因，但最根本的因素，恐怕還是當地領導者思想認識有偏差，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悖論仍大有市場。（沈崢嶸  王佩杰）

 

2009、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