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近期北京某中院3名骨干法官先后請辭離職，在法院內部和社會上引起很大震動。據悉，僅2012年北京某基層法院就有近十余名法官離職，而隨著今明兩年首批“五年服務期”期滿，北京法院系統可能會有一批年輕法官離職。

 

上述3名骨干法官，都具有法律或法學碩士學位，都是審判一線“挑重擔”的“精英法官”，審理了不少有影響的疑難復雜案件，且年齡都在35歲左右，正值法官職業生涯“黃金期”。

 

媒體分析北京法官離職的原因有四點：案子壓力大（人均年結案數達到三四百件至七八百件）、收入待遇低（一般月收入四五千元，不足以養家糊口）、提職空間窄（大部分法官常年辦案，沒有提升空間）、榮譽感較低（法官獨立辦案受制于公務員管理行政體制）。

 

北京法官離職，絕非我國法院系統個案，提前退休、調離法院、另謀職業等，是常見的法官職場現象或心態。據《法制日報》報道，5%的法官干不到退休年齡即離開法官隊伍。而據該報2010年4月29日報道，因為案件激增編制未增工作壓力大，2008年以來，西安中院有8名法官因為身體原因要求提前退休或調走。“他們不提任何要求，只是想休息，因為實在無法承受如此大的工作量和心理壓力。這在一些部門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更有甚者，據《南方周末》2010年4月10日報道，一位非常能干的、同事公認的具有法律理想主義氣質的好法官——湖南湘潭岳塘區38歲法官劉立明3月18日用一根繩子把自己懸掛在租住的房間內，以自殺方式永別人世。他在遺書中寫道：“工作壓力大，很累，不如死了算了，再見!”

 

法官頻頻離職，以致造成了不少地方，尤其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法官不斷流失、審判人才青黃不接的局面。這對如今訴訟爆炸、審判工作日益繁重的人民法院來說，無疑是個巨大損失。在大力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夢”的當下，司法愈益成為經濟社會建設發展的法治保障，對定紛止爭、維護社會穩定和諧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媒體所說，如果法院成了“鐵打的營盤”，而法官成了“流水的兵”，則不僅是法院之痛，也是現代法治建設之殤。

 

法治成熟國家，法官享有崇高的社會美譽和優厚工資待遇，因而是流動性最小的職業之一。2010年4月，年近九旬的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保爾·史蒂文斯因年紀大身體健康不佳，宣布將于當年夏天正式退休。與之相比，同樣是退休，中國法官是不堪工作與心理壓力，想早點休息。美國法官則是“很喜歡這個工作，而且覺得自己勝任愉快，如果不是年紀和健康因素，不會輕言離開。”；同樣是退休，中國法官年紀不過四十左右，卻已身心俱疲、“未老先衰”。美國法官雖至耄耋之年，卻雄心猶在，老當益壯！此間殊異，令人扼腕。

 

而同樣是“官”，相比一般政府行政官員臨近退休往往“戀棧”不舍，擁有司法裁判大權的中青年法官卻紛紛辭職或提前退休，境遇迥異，令人深思。

 

法官不堪工作心理重負和較低政治經濟待遇，請求離職或提前退休，全然顛覆了常人心目中的法官形象。一面是“裁判大權在握”，在老百姓心中高高在上、神秘威嚴的“法官”角色；一面是身心俱疲，要求離職、提前退休甚至選擇自殺的普通人，極度反差，令人唏噓。

 

骨干法官頻頻離職流失，負面影響堪憂。從內部來說，加劇了法官職業斷層現象，破壞法官隊伍穩定，“案多人少”矛盾愈加突出；從外部來說，大量優秀法官、中青年法官紛紛離職，使社會各界對人民法院加強隊伍建設、提高司法能力的工作目標產生懷疑；而且，大量法官不正常離職，比起以往調離、讀研、考錄等正常流失，會產生更大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給在職法官和審判事業帶來巨大沖擊。

 

7月25日，在全國法院隊伍建設工作會議上，周強院長要求全面推進法院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優秀法官頻頻離職流失與此極不相稱，因此，迅速加強法官職業保障制度建設，切實提高法官職業吸引力，積極解決“案多人少”矛盾，為法官工作減負，讓法官樹立崇高職業榮譽，拋卻后顧之憂，更好地投身審判工作和人民司法事業，時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