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損害賠償是如今婚姻破裂后，受害方獲得救濟與補償十分關注的問題。

 

一、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認定

 

根據我國民法有關侵權責任的一般原理，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是侵權行為人承擔侵權責任的條件。既然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屬于民事侵權責任，那么其構成要件也應符合侵權責任的構成四要件。即：第一，要有損害事實的發生；第二，行為具有違法性；第三，違法行為與損害之間有因果關系；第四，行為人具有過錯。根據我國 2001 年《婚姻法》第 46 條之規定，具體上來講應有以下幾點：

 

1、須有違法行為。

 

配偶一方以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違反《婚姻法》規定的義務，實施《婚姻法》所限制或禁止的破壞婚姻家庭關系的行為，即實施重婚、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方式，致使配偶另一方享有的受法律保護的配偶身份利益受到損害的行為。作為離婚損害賠償的法定違法行為必須具備如下特征：首先，該行為違反了保護配偶權的法律。配偶權既屬人身權規定的內容，也是婚姻家庭法規定的內容。具體表現為違反夫妻忠實義務、扶養扶助義務、相互尊重義務等法律規定。其次，違法行為的方式。配偶一方以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均可實施違法行為。其中，違反忠實義務的行為須以作為的形式為之，即有配偶者重婚或者與他人同居。對于遺棄，違反的是不作為的法定義務，屬于不作為的違法行為。

 

2、有損害事實。

 

損害事實，是指因配偶一方實施了《婚姻法》第 46 條規定的行為，導致離婚，給對方造成了精神上的損害。所謂的精神上的損害主要是因夫妻關系過錯方實施了重婚、與他人同居、虐待、遺棄等違法行為，導致夫妻婚姻破裂而離婚，造成無過錯配偶一方精神上的痛苦。

 

3．因果關系。

 

離婚損害賠償必須是配偶一方實施了婚姻法規定的違法行為，直接導致夫妻感情破裂，導致離婚后果的發生，并因離婚而給受害一方的精神上造成了損害，受害者才能請求賠償。而且，配偶一方的過錯與另一方所受到精神損害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配偶之間的關系，是基于配偶身份負擔的特定人身、財產上的權利和義務。這種身份關系實質上是配偶權。配偶一方實施了《婚姻法》第 46 條規定的四種違法行為之一，導致雙方婚姻關系破裂。人民法院在處理該類型案件時，原則上應限制過錯方離婚的勝訴權。

 

4、行為人有主觀過錯。

 

過錯是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重要因素，過錯責任是侵權法規則原則體系中的一般原則。在婚姻關系中，構成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侵權行為，屬于一般侵權行為，應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但在適用時應當注意，在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中，行為人的主觀過錯，應是故意的形態，即配偶一方明知其行為違反法律或道德，仍故意實施，且希望或放任損害后果的發生。過失不是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構成要件，《婚姻法》第 46 條確定責任主體為配偶一方，沒有確定第三者責任，而過失也只可能發生在第三者身上。

 

二、我國現行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不足

 

（一）可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的法定過錯行為的范圍過于狹窄

 

《婚姻法》第46條僅規定在因一方配偶實施重婚、與他人同居、實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等四種情形而導致離婚時，無過錯方才有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司法實踐中把除此之外的所有行為都認為不能適用該規定，也就是把他作為完全的窮盡列舉，但是這種列舉性立法方式，難以窮盡所有對婚姻當事人造成嚴重損害的行為。如因賭博、吸毒、嫖娼等屢教不改導致離婚的，卻不能適用離婚精神損害賠償，這就使得我國離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適用的范圍過于狹窄，無法充分保護離婚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難于發揮該制度填補損害、懲戒違法行為的功能。

 

有學者認為：通奸、嫖娼等婚外性行為，是在精神上、感情上對配偶的不忠實，侵犯的是人們對于純潔的婚姻關系的信仰，只能受到道德的譴責，而不導致法律的制裁，只能成為準予離婚的原因，而不能成為離婚時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理由。對此我覺得實為不妥，通奸、嫖娼、吸毒等大量過錯行為不僅僅侵害了另一方的情感利益，并能實實在在的對無過錯方造成嚴重的身心損害。法律學家強調要把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義務，引入較多的法律手段來調整社會矛盾。因而婚姻法對重婚、通奸、婚外同居、吸毒等等不忠于婚姻義務的行為不能不聞不問，必須通過明確夫妻互負忠實義務的規定，為制裁侵犯合法婚姻的違法行為提供法律依據。

 

（二）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標準不明確

 

離婚精神損害賠償作為一種權利救濟措施，其重要功能表現在填補損害、精神撫慰、制裁過錯方，維護無過錯方的合法權益，而這些功能具體是通過財產責任方式實現的，這就涉及到了離婚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標準問題。但《婚姻法》并未對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作出明確界定，司法實踐中通常由法官綜合考慮侵權人的過錯程度、造成的損害后果、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受訴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各方面情況，依法酌定具體的賠償數額。也就是說，在賠償數額的確定上，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

 

雖然在現代法律中，法官在司法審判中的主導地位日益顯現，法院的解釋和判例成為彌補成文法局限性的重要形式。在我國通過司法解釋已初步確立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但對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標準問題還缺少明確的規定，造成了司法實踐中較大的隨意性。

 

（三）精神損害賠償的舉證困難

 

《婚姻法》所列舉的四種應當進行離婚精神損害賠償的情形中，無一不是在私密的狀態下進行的，除了夫妻之外的他人一般難以知悉。而且這些行為都是有違道德，為眾人所不齒的行為，當事人也不會再他人面前提起，故而要想獲得充足的證據實為困難。正因為如此離婚精神損害賠償訴訟中，無過錯方當事人往往在證據不足、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雇傭私人偵探對對方當事人進行偷拍、偷錄以獲取利已證據，但這種民間調查行業通過“陷阱取證”和偷拍、偷錄方式獲得的證據，其調查目的、調查手段、調查使用的器材、調查結果的運用等多方面都可能存在打“擦邊球”的情況，行走在法律邊緣甚至已經違法的情況。因此，民調行業收集的證據往往因為其存在的合法性問題，不能為法院所認定。

 

參考文獻：

 

于兵：《從婚姻法修改透視當代中國的法律觀》，《法學理論前沿論壇第一卷》，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