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吳義軍系慣犯，平時以盜搶為生。近年來，其將犯罪目標鎖定在公眾場合下由大人抱著或看護下的幼兒所佩帶的金項鏈、金手鏈等掛件上，采用乘大人不備，用剪刀剪或手指掐斷幼兒佩帶的金掛件后抽走的手段作案，并被不同法院分別以盜竊罪、搶奪罪定罪處罰。本案中，檢察機關指控其在2010年5月至2011年6月間在興化市昭陽鎮等地，乘人不備，用小剪刀剪斷幼兒佩戴的金項鏈、金手鐲，實施搶奪 4起（其中未遂1起），經評估，物品總價值人民幣6151元。并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構成搶奪罪，其有多次前科劣跡，此次犯罪構成累犯，應從重處罰。案發后，部分贓物被追回，扣押被告人人民幣2800元，上述款物均已發還被害人近親屬。被告人對指控事實和罪名均不持異議。

 

興化法院一審審理查明確認了公訴機關指控事實，以搶奪罪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九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6000元。判決宣告后，公訴機關因發現新證據，遂提起抗訴。泰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一審認定的部分事實不清，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法院重審。重審中興化市人民檢察院變更起訴罪名和部分事實，指控：被告人吳義軍在2010年5月至2011年6月間在興化市昭陽鎮等地，采用小剪刀乘隙剪斷幼兒佩戴的金項鏈、金手鏈等手段，先后盜竊作案 4起，竊得金項鏈、金手鏈等物,經評估，物品總價值計人民幣10788元。并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盜竊罪。被告人對指控罪名不持異議。　

 

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構成何罪。

 

興化法院經重新審理認為，認定構成盜竊罪還是搶奪罪，關鍵看行為人的主觀上是否懼怕被對方發覺和客觀上行為人自認為采用的是否為能被對方立即發覺的手段。搶奪罪中行為人不在乎行為時其行為是否會被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發現，而盜竊罪中行為人懼怕被財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發現，所以采用的是自認為不被所有人或保管人發現的犯罪手段。雖然是在公眾場合，但因使用了自認為對方不易發覺的手段而取得財物，仍然符合秘密竊取的特征而構成盜竊罪。針對大人看護下的幼兒為作案對象的犯罪行為，應以大人為財產所有人或保管人，行為人對幼兒毫無忌憚但對大人有所防范，仍反映了行為人懼怕被發覺的主觀心態。被告人吳義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案發后，被告人吳義軍在刑滿釋放后五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屬累犯，依法應當從重處罰。被告人流竄作案，依法酌情從重處罰。鑒于被告人自愿認罪，部分贓款、贓物被追回，依法可以酌情從輕處罰。結合本案的具體情況，興化市人民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吳義軍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0元。

 

二、未退出的贓物（或贓物折價款）予以追繳，發還相關被害人。

 

宣判后，被告人吳義軍未提出上訴，公訴機關亦未提出抗訴。

 

本案重點在如何對迷惑性的信息作出甄別和把握盜竊罪和搶奪罪的本質區別。本案有兩處迷惑性信息，一是案件發生在"周圍有很多群眾的公眾場所"，被告人是在公眾場所不避諱群眾將幼兒項鏈剪走，存在讓人誤認為這構成搶奪罪特有的"公然性"。但定罪標準應以取得財物的手段是秘密還是公然而非環境，搶奪罪中的"公然"應理解為當著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的面使用可使其當場發現的手段取得財物，所針對的對象應該是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所以，周圍有很多群眾的公眾場所"這個背景對本案定性沒有影響；二是本案的犯罪對象是大人看護下的幼兒。犯罪對象雖是佩戴項鏈的幼兒，但幼兒不具有對財物保護的能力，除非被 "拉、拽、扯"等 暴力程度較大的行為而作出哭鬧等本能反應外，即便知道項鏈被剪也不能作出相應反應，則不會引起大人的知曉，故其不值得被防范，被告人所防范的是看護小孩的大人，在本案中應界定為財物保管人，而對于財物保管人來講，其并不知情，這正體現了被告人主觀上懼怕被發覺，且其未使用具有搶奪罪所特有的對物施以明顯暴力的拉、拽、扯等可立即讓小孩哭鬧等足以使大人發覺的手段，而采取的是剪斷后抽取的方式，也可反映被告人主觀上認為這是不容易被發現的取財手段。綜合整個犯罪過程，被告人主觀上懼怕被財物保管人發覺，客觀上采取了自認為不易被發覺的手段，財物保管人在不知情的狀態下失去了財物，故被告人行為已完成，故法院對其行為定性為盜竊罪。而財物保管人發現財物丟失立即追趕被告人，被告人公然逃跑的行為只是盜竊后的事后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