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分子犯前罪時系未成年人，其再犯罪時是否構成累犯，對前罪是否應予評價，司法實踐中理解、做法不一：有觀點認為，犯罪分子犯前罪時系未成年人，其再次犯罪不構成累犯，其前科也不作為酌定從重情節評價，前科消滅。另有觀點認為，此時不構成一般累犯（特別累犯除外），但其前科可作為一般量刑情節酌定從重處罰。

 

筆者以為上述兩種觀點均有所偏頗。筆者認為，犯罪分子犯前罪時系未成年人，其再次犯罪不構成一般累犯。其前科的司法適用應以有期徒刑五年為界限實行不同的做法：其前科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那么應依法封存他們的犯罪記錄，這時其前科不得作為酌定從重處罰情節；其前科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刑罰，則其前科可以作為酌定從重處罰的情節。理由如下：

 

一、未成年人再犯罪可構成特別累犯。

 

《刑法》第六十五條規定了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不構成一般累犯，但結合《刑法》第六十六條的規定，刑法條文對特別累犯的規定并沒有將未成年人排除在外，所以，筆者認為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等犯罪被判刑后，在任何時候再犯罪仍構成累犯。因為，從刑法表述的體例來看，《刑法》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是兩個相互獨立的條文，“一般累犯”“特別累犯”這兩個制度是并列存在的，既然《刑法》第六十六條沒有在特別累犯中增加“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的除外”，那這一規定當然不可以貫徹到特別累犯制度之中。

 

二、我國并未規定前科消滅制度。

 

《刑法》第一百條第二款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人，免除前款規定的報告義務”，但是，免除前科報告義務，不等于前科消滅，免除報告義務也僅適用于入伍、就業等時機，不當然包括在犯罪偵查過程中亦免除前科報告義務。當然，國外有好多國家如德國、日本等國均實行了前科消滅制度，《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第21條規定：“少年犯罪的檔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訴訟案件中加以引用”，這條國際公約規定的也是未成年人犯罪記錄消滅的基本原則，但我國所作出的未成年司法制度是有所保留的，我國在現階段規定未提出前科消滅制度，這是符合我國當前國情的。

 

三、我國踐行 “輕罪封存制度”。

 

新刑訴法第二百七十五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應當對相關犯罪記錄予以封存。”可見，我國法律上正式確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是針對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人，結合上述刑法第一百條的規定，筆者認為，對未成年人再犯罪前科的司法適用應視刑期要求實行不同的做法，“五年”應當作為不同處理的界限：即未成年人再次犯罪時（不管其已經成年還是未成年），其前科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那么應依法封存他們的犯罪記錄，這時起訴書及相應的判決書上不應予以載明，也不得作為酌定從重處罰情節；反之，其前科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刑罰，其再次犯罪時大都已經成年，具備了該有的辨別能力、控制能力，其仍然再次犯罪，則說明他們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并且不能從事特定職業，應當秉持對社會負責的態度公開他們的犯罪記錄，這時起訴書、判決書等相關文書上應當予以表述，并且可以作為酌定從重處罰的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