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間，被告人方某利用同鄉周某、張某急于承接拆遷工程的心理，假冒常州市某爆破拆房有限公司無錫分公司總經理身份，私刻了三枚印章，偽造了城市房屋拆除施工委托合同及收據，出示該合同和收據取得二被害人信任后，以“在無錫市惠山區政府某位領導的介紹下先期支付了150萬元工程款，承接了惠山區某街道某村128000平方米的廠房拆除工程”為幌子，與周某簽訂了上述廠房拆除工程轉包協議。至2009年12月底，方某先后騙得周某、張某人民幣200萬元。隨后，方某將上述贓款用以歸還債務、購買房產等。

 

此后，被告人方某因無法獲取上述拆遷工程，難以向二被害人交待，故以被害人身份自行向公安機關報假案，聲稱其本人被“某位惠山區領導”騙取了人民幣200萬元。在公安機關據此進行的調查過程中，被告人方某經公安機關盤問、教育，主動交待了自己的上述罪行。

 

審理中，對被告人方某以詐騙罪定罪沒有異議，但對其行為是否構成自首，存在兩種不同觀點：

 

第一種觀點，被告人方某的行為不構成自首。方某以被害人身份自行向公安機關報假案，公安機關根據其提供的線索進行核實后，已發現方某的陳述存在不實情況，并因此判斷方某存在重大嫌疑，并隨后對其進行審查，故方某的行為不構成自首，也即本案公訴機關指控所持觀點。

 

第二種觀點，被告人方某的行為構成自首。方某雖報假案，但公安機關正是據此才獲悉了存在的犯罪行為。在隨后的調查中，雖然公安機關通過核實線索，已發現方某的報案存在不實情形，但尚無法確定該犯罪行為確系方某實施，后方某經公安機關的教育、盤問，在詢問中主動了犯罪事實，應當構成自首。

 

筆者傾向于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

 

首先，被告人方某報假案的行為直接導致偵查機關獲悉了犯罪行為的存在。本案中，被告人方某因難以向兩被害人交代，為搪塞被害人而向公安機關報了假案。與此同時，兩位真正的受害人一直未向公安機關報案，被告人方某在報假案時，雖未主動交代其本人系行騙人，但將整個行騙過程、行騙手法、詐騙數額等情形均進行了陳述，直接導致公安機關對此案予以立案偵查

 

其次，被告人方某雖因報案中提供的線索不實而被偵查機關懷疑，但偵查機關并無直接證據鎖定被告人方某為犯罪嫌疑人，方某的歸案系其主動坦白所致。方某在報案過程中，為使自己的報案真實可信，向偵查機關提供了其虛構的“行騙人”姓名、電話、住址等信息，公安機關在據此進行的調查中，均無法核實相關信息的真實性，由此對方某產生了懷疑。但核實的證據僅能證明方某報案中存在不實，尚無足夠證據確定方某為犯罪嫌疑人。因此，筆者認為，被告人方某報假案的行為，雖然引起了偵查機關的懷疑，并隨即對其進行審查，但因其如實交待前罪行尚未被公安機關發覺，此情況仍應屬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的范圍。

 

第三、被告人方某屬于在“一般性排查詢問”中主動供述自己的罪行，可認定為“主動投案”。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一條規定：在司法機關尚未確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詢問時主動交代自己罪行的，應當屬于主動投案。偵查機關在對方某產生懷疑后，對方某進行了詢問。由于當時公安機關并不掌握方某詐騙的犯罪嫌疑，這種詢問的目的在于排查，存在不確定性，屬于《意見》規定中的“一般性排查詢問”。如被告人方某在詢問中未能主動供述罪行，則偵查機關尚無法對其采取強制措施，對被告人方某的嫌疑，仍需通過進一步調查取證來進行排查鎖定（例如尋找真正的被害人、調取被告人方某的電話記錄等）。從本案來看，方某在一般性排查詢問時主動交代自己罪行的，應當屬于主動投案。

 

綜上，筆者認為，從被告人方某報假案，提供虛假線索而致使偵查機關對其產生懷疑，并且在隨后的排查詢問中，主動供述其犯罪事實的行為，應當認定為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