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沈起風所著《諧鐸》中記載這樣一則寓言故事：南昌某一男子在京城國子監任教。一天，該男子在書鋪見一少年買書時將錢散落在地，即走上前去，用腳踏住一文錢，待該少年走后將錢拾起。這時，一老翁走過去拍拍他的肩膀，笑問其姓名，然后離去。事后不久，該男被推選為常熟縣令，赴任前接到巡捕通知，稱其已被除名不必赴任，問原因，曰：“貪”，其感混悶，心想尚未為官，哪來貪腐之說？再問，巡捕上報巡撫后，回復問其是否記得以前書鋪發生的事，該男面紅耳熱，打起鋪蓋匆匆離開。他哪里知道，時任江蘇巡撫的就是當年在書鋪里遇見的那位老翁潛庵湯公。湯公在內部公文里記載彈劾其的原因：還沒有做官就貪財，一旦為官豈不成了烏紗帽下的竊賊？

 

這則寓言雖然說的是某人為一文小錢，斷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但我們從中更能看到的是湯公那種知人慎用的嚴謹作風。就是在當今社會，湯某的用人做法也值得我們有關領導和組織部門在選拔人才時借鑒。

 

湯公的嚴謹首先表現在嚴于“察”，察就是考察的意思，雖然寓言中湯公對該男的任用沒有進行專門的組織考察，但作為親身經歷，目睹了該男在書鋪里，不擇手段，將一文小錢占為己有的過程，因而得出該男貪財的結論。湯某在對該男任用前能不放過任何一點蛛絲馬跡，就體現了“嚴于察”的精神；其次是“嚴于思”，本身一文錢也就是一點蠅頭小利，但湯公能以小見大，透過現象看到本質，“做官前就貪圖私利，做官后豈不成了烏紗帽下的竊賊，老百姓還有日子過嗎？”，這就是湯公“嚴于思”的最好寫照；再次是“嚴于用”，湯公根據該男的實際情況，沒有睜只眼、閉只眼放任自流，而是明斷是非，對該男堅決不予任用。湯公的嚴謹作風固然反映其特定的忠君思想，但他能為天下百姓所思所想，在那個年代確實難能可貴。

 

當前，我國的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各種社會矛盾日益突顯，黨和國家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德才兼備的人才進入各級政府、各部門的領導和管理崗位，成為先進生產力的倡導者和執行者，這就要求組織人事部門在發現和選拔人才時要打破陳規陋習，大膽創新用人制度；要任人唯賢，不拘一格降人才；要調查研究，走群眾路線，不能偏聽偏信；要堅決杜絕徐某那樣的害群之馬進入領導崗位，更不能進入組織人事崗位；試想拿錢買來的官豈有不貪之理？只有這樣我們的人民生活才能幸福安康，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才能興旺發達。

 

任人為賢，舉賢不避親。舉賢與避親兩者之間并不矛盾，選用賢能擔任管理崗位，不等于就是把和領導關系親近的賢能排除在外，只要是德才兼備的賢者，不管其與領導的觀點、理念是否相同，不管其是否與領導關系走得親近，也不管其工作中是否存在過小小失誤，都應當大力提拔任用，切忌用人過程中的主觀主義和唯“親”思想。

 

宋代大學士蘇東坡為官一任時，曾經和他比較親近的人都得到提拔和任用，一位下級官員不敢當面和蘇說，就獻了一副“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的對聯給他，蘇東坡自然知道下級的用意，很快糾正了自己的錯誤做法。

 

在黨的“十八大”會議上，習總書記提出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李總理也強調要給權力涂上防腐濟，這里面當然包括用人領域的權力，而且尤為重要，因為它關系社會主義改革事業的成敗。

 

為官貪圖私利可能會毀了一個家庭，而用人不慎則將可能誤了一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