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是一對年過七旬的老夫妻，被告是大兒子、大兒媳和孫女，訴爭的是一套70平方米的安置房。為了房子，老夫妻兩個和小兒子、女兒形成一幫，和大兒子一家多次吵過、鬧過、哭過，甚至打過，還去過村委，去過拆遷辦，事情越鬧越僵，矛盾越來越大。

 

開庭時，三個被告均拒不到庭。我一次又一次電話聯系大兒子，大兒子左一句工作忙，右一句隨便你法院怎么處理。來到大兒子家，家里鐵將軍把門。又到村委，調解主任打電話聯系，大兒子又是一句“隨便老的怎么搞，我不會去法院的。”調解主任搖搖頭，大兒子不肯出面解決，這個事情沒有辦法了。

 

晚上六點，我帶著書記員再次來到大兒子家。大兒子一個人在家，法官晚上登門，他大吃一驚，最終還是開了門。我耐心地給他釋法明理，兩個多小時談下來，大兒子覺得我講得有道理，70平方米的安置房應該給父母，但是父母不應該把子女告上法庭，也不可以偏袒小兒子，而且家里女主人不在家，他們要好好商量一下。“你們當然要好好商量一下，過兩天我們再來，你把妻子和女兒都叫好。”我給了他一定的時間考慮。

 

二天后，同樣在晚上六點，我和書記員又一次敲開了大兒子的家門，大兒子沒有食言，一家三口都到齊，同時還有幾位意料之外的客人：幫他撐腰的律師朋友。對我二天前晚上兩個多小時做得工作，律師朋友輕飄飄來了幾句“這個案件判不一定你們輸，你們要考慮清楚。”旁邊的幾個朋友也七嘴八舌，大兒子立馬猶豫，大兒媳開始數落公公婆婆對她的不善，越講越激動。

 

我知道今天的“程咬金”來者不善，沒有多講什么，而是從案卷中抽出來老房子的建房申請手續、土地使用權證辦理手續、拆遷安置協議、拆遷辦的證明材料遞給律師，律師看了之后，說：“哎呀，這些材料都沒有給我看，我不清楚啊，看來老房子都是老人造的，拆遷政策還是按人頭安置。”我馬上對律師予以了肯定：“律師就是專業，一看材料就知道了，按人頭拆遷么，老房子的補償款誰造房子就誰拿。律師你說說看，老夫妻兩個現在就只要70個平方房子過不過分，這個官司要不要打到底？”

 

又是一輪說法說理的工作，大兒子夫婦最終同意房子歸原告所有，但是不肯承擔訴訟費用。我撥通了原告的電話，原告沒想到法官這個點還在做調解工作，很爽快的答應了被告的條件。本來想讓原告到被告家來簽協議，考慮到雙方碰頭有可能引發矛盾，我就在電話里溝通了調解內容，宣讀了調解協議。

 

被告一家三口簽好字，時鐘已經指向了九點，我開車前往原告住所地，原告早早得等在小區門口的路燈下，看見我，連說“想不到，想不到，辛苦你們了。”

 

其實，作為法官，案結事了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可以帶走所有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