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洗腳妹”劉麗當上人大代表，說：“我代表所有的打工者，我要為他們說說話。”全國兩會上，劉麗的建議，有分量、有質量，以“農民工”為本，為農民工說了“難以啟齒”的實話。

 

許多年輕的農民工組建的“臨時夫妻”，表面上看，性質惡劣，刺痛了道德倫理和法律底線。“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句話人們耳熟能詳，直面許多年輕的農民工的道德淪喪和知法犯法的現實側面，是他們追求城市幸福的渴望與夢想。

 

筆者認為，“臨時夫妻”罹患城市病。患病的不單“臨時夫妻”，即便部分長期分居仍然堅守底線的農民工，被壓抑已久的情感渴求和生理需求也讓他們患上不同程度的城市病。

 

城市病無疑影響社會和諧穩定，是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區域發展不均衡、潛在的就業歧視、城市生活成本過高、戶籍和社保等政策滯后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第一個連任全國人大代表的農民工”朱雪芹說少管所85%是農民工二代，由此可見城市病的輻射之深之廣之可怕。

 

2008年的時候，農民工代表首次參加兩會，人數是3人，5年后，這個數字是31人。這個數字讓人驚喜和欣慰，說明我國現行政治體態越來越完善，民主法治的進步實實在在讓農民工們擁有了更多的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兩會上那些農民工代表的建言，引起了輿論關注。更為重要的是，建言之后，如何回應并付諸實踐更令人期待。經濟騰飛、國力日盛的今天，回應農民工精神和價值追求，讓他們遠離城市病，有尊嚴、體面的過上幸福與美好的生活，需要國家層面的支持。

 

黨的十八大報告里說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這才是根治城市病的“藥方”。筆者以為的城鄉一體化，是政策不斷地向鄉村傾斜，在治理城市病的同時，加大投入扶持鄉村，因為鄉村的邊緣化、空心化問題更需要吸引更多的農民工甚至城市居民甘愿選擇回到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