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方系受害人沈某的近親屬，被告劉某、丁某、周某、湯某系與沈某一同釣魚的人員，被告張某系水泥船船主。2014年6月23日上午，劉某、周某兩人一起在東臺市許河鎮聯心大橋橋下一石墩上釣魚。同日13時許，受害人沈某與湯某、丁某三人一起來到該橋釣魚，劉某將船劃給受害人沈某，沈某再劃船將劉某送回石墩，并逐一帶丁某等釣友到其他不同的石墩釣魚。釣魚結束后，沈某劃船帶劉某時，在上船過程中兩人不慎落入河水中，劉某在河水中將沈某往岸邊推但未推動，后沈某沉入河中，劉某自救上岸。在水泥船接送時，張某不知情也并不在現場。事故后，丁某、湯某、周某3名釣友與原告方達成調解協議，每人自愿一次性各補償8000元。劉某給付原告方5000元，但未能達成賠償協議。后原告方訴至法院，請求判令劉某、丁某、周某、湯某、張某等五名被告共同賠償原告方各項損失計724116.4元。

　　本案系在共同釣魚過程中，受害人義務劃船接送其他釣友溺水身亡引發的訴訟，主要爭議焦點為：

　　一、受害人的劃船接送行為是好意施惠行為還是幫工行為？

　　關于受害人與丁某等4名釣友的法律關系，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受害人劃船接送其他釣友的行為系無償的好意施惠行為，是基于助人心理而為的情誼行為，不是欲發生一定私法效果而為的法律行為，雙方之間未形成法定或者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故只有在丁某等4名釣友存在過錯的情形下才對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第二種觀點認為，受害人自愿劃船接送丁某等4名釣友到橋下石墩釣魚，其需要付出一定的勞動行為，且劃船的目的單純是為了其他釣友到好的地理位置釣到更多魚，受益的其他釣友沒有拒絕這種情誼行為，故雙方形成幫工關系。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幫工行為與好意施惠本質上都是一種情誼行為，體現我國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在司法實踐中很容易混淆，兩者存在很多相似之處：1、無償性，無論是義務幫工還是好意施惠，行為主體都不向相對方要求給付任何勞動報酬，出于“情誼”或“好意”而為之。2、合意性，在幫工關系中，被幫工人對幫工行為沒有表示拒絕，好意施惠施惠人和受惠人也是如此，雙方達成一致合意。3、利他性。在義務幫工關系中，幫工人純粹是為了被幫工人的利益，被幫工人是所有利益的享有者，而好意施惠中，受惠人也直接受益于施惠人的施惠行為，如義務為他人捎帶物品、無償搭乘等等。

　　但是兩者存在明顯不同，幫工行為是一種法律行為，而好意施惠既不是法律行為，也不是事實行為，是一種不引起權利義務變動、不產生法律效果的獨立概念。“幫工”不是專業的法律用語，在司法解釋中是指“為他人無償提供勞務”，在《侵權責任法》第35條中，直接把幫工關系歸結到“個人之間形成的勞務關系”。好意施惠的概念來自德國判例學說，我國的王澤鑒先生對好意施惠的定義為“其為當事人之間不存在法定或者約定的權利義務關系，而是基于良好的道德風尚發生的一方實施，另一方受惠的關系”。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1、幫工具有一定的勞務性，提供勞務活動是認定幫工關系的必要條件，而好意施惠行為例如到站提醒、代收信件等，為被幫助人帶來的利益過小，不屬于勞務行為。2、從行為目的看，幫工人純粹是為了被幫工人的利益而從事相關活動，而好意施惠中，如搭順風車并非專門為受惠人提供幫助。3、幫工人根據被幫工人的指示從事相關活動，而好意施惠中，施惠人的行為意愿可能與受惠人的意愿相一致。4、歸責原則不同，幫工人在幫工活動中受到損害，適用無過錯原則，而施惠人在施惠行為中受到損害，只能依據侵權責任法中的一般過錯原則來主張賠償。本案中，受害人沈某接過劉某劃過來的船，根據日常生活經驗法則判斷，其系根據丁某等4名被告的要求，劃船分別接送到石墩或船上等較好的位置釣魚。在80米寬的河中，受害人以劃船的勞動形式為其他釣友提供便利，具有一定的勞務性，其行為任務是帶其他釣友到更好的位置，行為目的純粹是為了他人釣到更多的魚。丁某等4名釣友沒有拒絕受害人臨時為其提供的劃船接送行為，是直接受益者，其也無需向受害人支付報酬，因此，受害人的劃船接送行為宜認定為幫工行為，雙方產生幫工的法律關系。

　　二、其他已接送的丁某、湯某、周某3名釣友是否對溺水身亡的受害人承擔賠償責任？

　　關于對受害人溺水身亡的損害后果，已完成接送行為的丁某、湯某、周某等3人是否承擔賠償責任，存在三種明顯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受害人為被幫工人丁某、湯某、周某、劉某等4人的釣魚行為提供了接送服務，丁某等3人作為被幫工人，應當承擔連帶賠償的責任。第二種觀點認為，應適用公平原則，由丁某等3人對受害人的損失承擔補充賠償責任。第三種觀點認為，從損害發生的時間看，受害人對丁某等3人的接送行為已完成，幫工關系結束，且雙方簽訂調解協議，不應再承擔賠償責任。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

　　首先，從合同角度分析，幫工關系是一種無需要約和承諾的事實合同關系，合同義務履行結束后，幫工關系宣告結束。存在多次幫工行為的侵權損害，應以產生侵權行為的幫工過程來認定，由發生損害時的被幫工人承擔賠償責任。本案中，在相互之間事先沒有約定的情形下，受害人出于道德或情感等某種原因，義務劃船分別帶丁某、湯某到南側第二、四個石墩上釣魚，后在釣魚結束后，又劃船接丁某、周某到岸邊，受害人履行單務合同的接送義務，釣友默認受害人的接送行為，在接送行為發生時，受害人分別與乘船釣友形成一對一的幫工關系。受害人將釣友送達目的地后，合同義務履行結束，該釣友不再對劃船的接送行為受益，雙方的幫工關系宣告結束，在受害人接送另一名釣友時，成立新的幫工關系。因此，受害人的損害不是發生在與丁某等3人的幫工過程中，且雙方已簽訂調解協議，各補償受害人家屬8000元，因此，丁某、湯某、周某不應當再承擔賠償責任。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4條第1款“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圍內予以適當補償。”該款規定的補償責任，適用的情形是指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情況下，在受益范圍內對幫工人的損失承擔補償責任。該條第2款“幫工人因第三人侵權遭受人身損害的，由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第三人不能確定或者沒有賠償能力的，可以由被幫工人予以適當補償”。該款適用的前提是損害發生的時間為幫工關系發生時，在幫工人遭受第三人侵害、直接責任人賠償不足時，由被幫工補充不足部分。因此，主張由丁某等3人承擔補充賠償責任的觀點也不能成立。

　　關于被告劉某應承擔的責任份額，筆者認為，根據民法過錯相抵原則，受害人在幫工活動中未盡謹慎注意義務，應減輕賠償義務人的賠償責任。首先，受害人沈某經常外出釣魚，其應對水面和人身安全具有一定的風險防范意識，何況事故發生時是在3米多深、80米寬的河中釣魚，增加了溺水身亡的潛在危險，其明知自己水性不好卻未告知劉某而徑行劃船接送，未能采取防范措施，亦未能盡到相應安全注意義務。況且受害人接送被告劉某使用的水泥船也并非為運送人員所用，故受害人沈某對其自身溺水死亡具有過錯。其次，被幫工人劉某在受害人落水后，第一時間采取了往上推的施救措施，雖未成功，但其積極施救的行為應當值得肯定。東臺市人民法院依法判決：一、被告劉某賠償原告方各項損失計311444元；二、駁回原告方其他訴訟請求。一審判決后，原告方不服申請上訴，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在構建和諧社會、實現中國夢的偉大進程中，我們應當繼續弘揚互相幫助、助人為樂的傳統美德，從道德上對義務幫工的情誼行為進行引導，從法律上對義務幫工的情誼行為進行鼓勵，但是在這善良動機下的行為人，應當盡到普通人最基本的審慎注意義務，預防和減少不負責任的義務幫工行為給自身及他人帶來的損害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