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宋健,女,1960年11月生。北京大學法律學系77級82屆畢業生,現任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副巡視員、二級高級法官。

　　1982年大學畢業后,宋健被分配至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1986年被抽調參加“法律業大江蘇分校”教學工作。2004年,宋健調至江蘇省高院知識產權審判崗位。2016年7月,宋健卸任江蘇省高院知識產權庭庭長職務,依然在知識產權庭擔任法官,辦理較為疑難復雜的知識產權案件。

　　2012年12月,宋健被國家知識產權局評為“全國知識產權領軍人才”；2013年3月被全國婦聯、全國“巾幗建功”活動小組授予全國“巾幗建功”標兵榮譽稱號；2013年8月被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聯合評為“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實施工作先進工作者”；2014年被最高人民法院評為“全國審判業務專家”；2015年3月入選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研究中心研究員。

　　編者的話

　　1977年至2017年,40年光陰,足以影響一代人,影響一個社會的進程。

　　1977年10月的一天,廣播里傳來恢復全國高考制度的消息。這年的12月,許多各行各業的人走進塵封10年的高考考場,其中,有那么一些人通過考試,走進3所高校--北京大學、吉林大學、湖北財經學院,走進同一個知識殿堂--法律系。他們,成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律專業大學生。

　　40年彈指一揮間,他們有的成為法學大家、有的成為法律實務界的領軍人物。不論身份如何不同,他們用40年時光做了同樣一件事--推動著中國社會法治進程。

　　風雨兼程、篳路藍縷,這些詞在這40年光陰面前總顯得蒼白,但回顧往昔,仍不免思緒翻飛。從今日起,這批法律人在《法制日報》“恢復高考40年 法律人見證法治進程”欄目為您講述40年的人生況味、小家大國。

　　1977年10月21日,當人們從田間地頭、從工廠車間聽到廣播中傳來恢復高考制度的那一刻,不僅預示著中國從此迎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也由此改變了千千萬萬抱有理想的年輕人的命運。

　　來自古城南京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宋健親歷了這一刻。

　　回顧往昔,宋健向《法制日報》記者講述了數十年間從事法律工作的點滴。

　　講述人:宋健

　　埋下法治理想的種子

　　我父親當時是軍人,記得1978年春節我到石家莊探望父親,在部隊軍營里收到了高中學校轉寄來的錄取通知書,能考上北京大學,很意外!很激動!我甚至沒有回南京,就直接從石家莊坐火車去了北京。

　　來到北大法律學系77級這個班集體時,我很驚奇,全班82名同學,僅幾人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即便算上1978年9月入學的78級,我也是其中年齡最小的一個。

　　小時候看過的風靡一時的印度電影《流浪者》讓我至今難以忘懷。這部電影里的男主角拉茲的女友麗達是一名律師,在法庭上為拉茲作無罪辯護,萌生了我讀法律的想法。當時的高考政策是只能填報三個志愿,于是第一志愿報了北大法律系。

　　77級的同學來自各行各業,絕大多數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不僅有工人農民、復轉和現役軍人、在職干部,還有知青以及極少量的應屆畢業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時就在這個班學習,還有當時已經擔任鄉團委書記的何勤華(后任華東政法大學校長),以及后來成為著名行政法學家的姜明安教授、著名刑法學家的陳興良教授、現任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院長宿遲等,都和我成為一個班的同學,而我們之間最大年齡差,達到了14歲。

　　當時的北大學習氛圍異常濃厚,每天早上六點半開始,校園里就已經人流如織、腳步匆匆。我最難忘的,就是每天去圖書館、自習室搶占座位。

　　記得李克強總理當時讀英語特別刻苦,傳聞他背誦英語單詞拿著小詞典,背完一頁撕一頁。姜明安看起書來,幾個小時都不抬頭。我當時年齡小,和班上有一定社會閱歷的同學在一起讀書,慢慢感到很多社會知識缺乏,尤其是讀國家與法的經典著作理解并不容易。平時最愛去的地方就是北大圖書館文學閱覽室、期刊閱覽室,通過小說學習人生,了解社會,我甚至一度覺得自己是否學習文學專業更適合,不過北大四年的法學教育仍在我心里深深埋下了法治理想與法律情懷的種子。

　　培養江蘇法院業務骨干

　　1982年2月,我被直接分配到了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成為恢復高考后江蘇省高院的第一個法律專業本科生。在我印象里,當時我的工作證是第125號,也就是說當時整個江蘇高院也就120多人,法律科班出身的老大學生也就10人左右。現在,江蘇省高院全院在編562人,其中法律專業博士21人、碩士130人、本科畢業生374人。

　　現在每天早晨,我都騎著電動自行車從家里出發,穿過頤和路的濃密林蔭,到位于寧海路的江蘇省高院上班。記得當時的寧海路還是一條石子路,夏日的白天,我站在高院門前,四下張望,行人稀少,知了蟬鳴,綠樹成蔭。而如今寧海路早已鋪成了柏油馬路,熱鬧喧嘩、車水馬龍。我在江蘇省高院工作了35年,可以說是見證了改革開放后人民司法事業改革發展的歷程。

　　因為我是恢復高考后江蘇省高院的第一個法學本科生,在江蘇高院研究室、民庭干了沒幾年,就被抽調參加“法律業大江蘇分校”的教學工作,那是1986年,在這里干了16年。

　　當時極缺法律人才,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鄭天翔決定創辦法律業大,彌補文革結束恢復法院后法律專業人才的不足。鄭老的這一舉措極具戰略性,對于推動我國法治建設和人民法院專業化建設意義深遠,怎么評價都不為過。

　　當時授課就是從各學科基本概念、基本知識、基本原理的“三基本”開始的,刑法學講犯罪構成要件、民法學講民事法律關系,法律業大的扎實教學,為后來一大批業務骨干打下了堅實的法律基礎。為了保證教學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一套從總校到各高院分校再到各中院分部的垂直教學組織模式,由當時享譽全國的專家學者和最高法院資深院庭長和法官共同編著專門教材,組織教學研討,統一教學方案,再由各分校老師回去傳授給各分部老師,層層部署教學任務。

　　我記得當時的民法課,就是由民法學泰斗中國人民大學的佟柔教授主持的。當時分校和分部的業大師資主要來自法院內部科班畢業的法官,大家基本上沒有教學經驗,邊學邊教,邊教邊學。當時教學工作十分辛苦,經常備課到深夜,有一次,全省法院各教學點連續巡講了十天課,講到要吐。現在回憶起來,最好的青春年華都奉獻給了業大。但值得欣慰的是,早期法院絕大多數干警的法律學歷教育是在法律業大完成的,許多人后來成為了各級法院的領導和業務骨干,支撐了改革開放后約三十年的法院專業化審判工作。

　　我先后為江蘇分校十幾屆學員完成了民法、婚姻法以及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等學科的教學工作,后來還同時負責業大分校的教學組織工作,直到2001年當時高校法學教育蓬勃發展后,法律業大才完成歷史使命并正式宣布解散。

　　見證知識產權審判成就

　　我從法律業大回到審判崗位后,自2004年開始從事知識產權審判工作,這一干又是13年。

　　回憶起從上大學至今,我人生中最閃耀、最可圈可點的,還是在知識產權審判業務上。無論是江蘇省高院較早在全省推行知識產權“三合一”審判,還是持續推動知識產權精細化裁判,無形中我成為國家實施創新戰略和知識產權戰略、知識產權保護日益得到全社會高度重視的一位見證人。

　　我對技術類案件尤其偏好,這源于對科學技術的熱愛。在審判實踐中尤其重視運用技術專家證人等方式查明技術事實,從不畏懼來自各技術領域的法律挑戰。記得在審理一起涉及兩系雜交水稻植物新品種制種質量糾紛案件中,為了搞清兩系雜交水稻育種制種原理和技術問題,全身心讀了大量資料,以至于該案判決書后來被某位育種專家看過后詢問這個法官是不是學農的。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伴隨著知識產權日益成為國家和區域競爭的核心競爭力,法院接觸的案件涉及無線通信、互聯網、化學、醫藥、計算機、機械、農業等各個領域,而司法裁判對于創新發展和經濟轉型升級的價值引領作用至關重要,知識產權法官肩負著時代賦予的歷史重任。

　　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理念的進步,給國家創新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如今我國的知識產權審判,尤其是無線通訊領域涉及標準必要專利、互聯網等領域案件的裁判水平,已經基本實現與國際接軌,我國司法今后將在全球科技創新領域擁有更多的規則話語權。

　　能成為一名優秀法官,應當成為法學院畢業生的最高職業理想。雖然當前法院面臨著社會轉型期矛盾疊加、案多人少帶來的各種職業壓力,但作為一名法官,既不能光做“官”,也不能僅為“匠”,而是要真正成為具有法律理想和司法智慧的裁判者。雖然會有“苦”的感覺,但每當耗盡心力解決了案件審判中的新問題和疑難復雜問題,對科技創新和文化發展提供更為精準清晰的規則引領,所獲的樂趣和精神愉悅,就是最好的職業回報。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充滿激情與理想的年代,幾年前一家媒體采訪我們班同學,當時我說的一句話,成為了那篇文章的結語,現在看來依然很好。同學們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但骨子里的東西沒變,他還是他。

　　我之所以能在知識產權領域扎下根,正是源于當年未名湖畔那顆法治理想和法律情懷的種子,是母校給了我們不竭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