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扶植農民發展生產，使農民脫貧致富，農村信用社依據相關金融政策，于2000年左右向農民提供短期小額貸款，專項用于發展農業生產。為確保按期還貸，貸款實行借款人申請，信用社審查批準，并由擔保人與信用社簽訂聯合保證合同，保證借款人逾期不還的風險責任承擔。信用社發放貸款到期后，經貸款人多次催收，相當部分農戶無力償還或拒不償還。為此，信用社訴諸基層人民法院。

近年來，農村基層人民法院已開始受理此類案件，但案件數量較少，自今年以來，信用社作為主體要求收回債權的案件較多，以銅山法院為例，該院目前已受理此類案件317件，同比上升了66.84%，由于此類案件對法院工作產生一系列不良影響，所以，有必要對其不利影響逐一分析。

一、加劇法院送達難。人所共知，送達難已成為影響法院訴訟活動的一大障礙。此類案件合同相對方主體人數較多，多則10人，少則也有5人，且被告關系親密，易串通躲避法院送達。另外，農民外出務工人數日益增多，難以送達。所以，往往郵寄送達、直接送達并用案件也難以進入程序。

二、浪費審判資源、社會效果不佳。信用社貸款到期為收貸所需多次尋找被告，明知被告下落不明難以送達，仍寄希望于法院，故意依據被告在信用社的留存住址信息起訴，導致法院時間、精力、財力浪費，法官身心疲憊。同時，信用社不積極交納案件受理費，懼怕“失金又失費”，法院只有依法按自動撤回起訴處理，未起到良好的社會效果。

三、缺席審理判決案件多。歷盡艱辛送達成功，被告仍不配合法院工作，不出庭應訴，放任不利于已的審判后果，法院無法主持調解，多數案件缺席審理，依據《證據規則》認定信用社提供的證據定性判案，案件質量難以保證。

四、審理難度加大。有些案件信用社在辦理貸款程序要件時操作不規范，一是表現為貸款員責任心不強，法制意識淡薄，在辦理過程中隨手替借款人或擔保人寫上其姓名和身份證號碼；二是借款人或擔保人文化知識水平受限，不加審查地提供自己的身份證件，或讓貸款員或讓其它人填寫自己的姓名。庭審中，以此為審理焦點居多，被告雖然提出文字鑒定又拒不交納鑒定費用，法院只有依據已查明的案件事實和不交納鑒定費用作出判決。

五、執行難度加大。案件進入執行階段，被告對生效判決提出質疑，或提出法院未通知開庭，或提出未收到判決書，或提出擔保合同非自己所簽，總之，被告窮盡一切辦法拖延執行；另者，所涉被告由于經營無方，無力還貸，法院雖然窮盡一切執行方法也難以執行，給執行工作帶來諸多難度。

六、申訴、再審案件增多。案件進入執行階段，被告見法院動真格才重視生效判決，于是，被告以原審判決未生效或未送達等為由申請再審。經審查，有些案件確屬被告無理取鬧，申請再審理由難以成立；但有些案件法官在送達時請其親朋好友代為送達，即送達不符合法律規定；或缺席審理查明案件事實有誤，導致案件進入再審程序。

七、影響法院公信力。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對確實難以送達的被告，信用社為不交公告費而撤回對該被告的起訴，法院裁定準予撤回。判決書送達后，由于農民認知水平有限，存在“要拿都拿，要不拿都不拿”的誤區，誤認為法院處理不公、偏袒一方，雖經法院全力法律釋明，可以另案追償，但被告仍拒不執行生效判決，而且對法院產生不滿情緒，影響法院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