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你別怪張法官，他也是沒有辦法。”少年邊輕輕說著，邊緊緊攥住老吳長滿老繭的手……少年面向審判席坐著，衣著干凈，臉龐英俊清秀，但一雙妙目為白紗布層層包扎著，似透出殷殷血跡：他小小年紀便看不見了。老吳什么話噎了回去，“噔”的坐回原告的椅子，呆了半晌，突然把起訴狀一撂，一把摟過兒子，“哇”的哭起來……

　　庭雖然開完了，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證據該質證的都質證了、事實該問的都問到了、意見該聽的都聽了，但總覺得還應該做點什么……剛開始助理審判員的見習期，就分到了這樣一個“鬧情緒”的當事人，我看得出，庭里的老同志都為我捏了一把汗。

　　案情是這樣的：十五歲的小吳是體校的一名拳擊學員，在一次參加比賽時右眼受傷，當時感覺傷的不嚴重，所以都沒有看醫生。誰料，右眼看東西越來越模糊，半年后只能休學在家休息，去醫院一測右眼矯正視力僅為0.08，醫生診斷認為發展下去右眼跟左眼都會失明，如醫治遲延傷病不可逆轉。診斷結果猶如晴天霹靂，在建筑工地干活的老吳立即撇下工作帶著小吳求醫問藥，幾年下來花光了積蓄負債累累，但手術的費用卻還差30萬元。老吳這時想起找體校協商，體校認為小吳的傷發現太晚了不能確定什么原因造成，人道補償了2萬元再也不愿意補償了。老吳無奈之下將體校和組織比賽的拳擊協會一起告到了法庭，起訴身體權賠償30萬元。于是便有了開頭張曉庭審的一幕。

　　“證據是關鍵，小吳就醫晚了證據鏈難形成”、“因果關系證明不了體校不是賠少的問題，是不需要賠呀”、“拳擊協會主張自甘風險免責，符合法律規定”、“本案估計要駁掉，判起來簡單、發下去難呀……”同事們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著案件，我都像聽進去了又像什么都沒聽見，咬著下唇、眉頭緊鎖、反復翻看卷宗、眼前總是浮現出小吳那張年輕俊俏的臉、老吳縱橫的老淚，我心里像被什么狠狠擊中，我暗下決心：法內無私、法外有情，我一定既依法判好這個案件，又不會對小吳的失明無動于衷。“大家說的都有道理，案件的事實我卻想再仔細查一遍”，我朗聲說著，帶上書記員快步出了辦公室。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一有時間就帶上書記員出去跑，周末呆在辦公室加班查資料。先去了體校小吳的宿舍，跟舍友做調查筆錄，舍友說小吳比賽回來后總是說眼睛不舒服，年底視力就很差了，這期間受沒受過傷具體不清楚。又尋找拳擊比賽的目擊人，尋找到非常不易，但當事人幾乎都不記得當時小吳是不是受傷。再找到小吳的教練，也提供不出新的證據。又聯系因果關系鑒定機構，不料鑒定都被退回，時間久病歷少，幾家鑒定機構都做不出。甚至我還找了相關保險公司，打電話給給體校跟拳擊協會，幾經輾轉找到當時比賽的負責人，負責任答復本來該買，但都沒有買保險。查來查去，證據上沒有突破。

　　審限過半，法律講究證據，法內不容私情，受法治教育多年，法治是我的理想，判決本身不能突破法律和證據。判決頃刻寫成，擺在了桌面上，隨時可以下發，但我的心怎么就久久不能平靜？30萬元醫藥費就真的沒有著落了么、小吳的眼睛就治療不好了么？

　　“體校的管理者是體育局，或許可以找體育局試試，但他們不是你案子的被告呀”，不知是否是被我的誠意打動，退休老教練的一句話提醒了我，有一線生計就要爭取，這或許是為小吳籌措醫藥費的最后機會，至于是否是當事人，我做的工作早已不局限于案件本身了。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更加忙起來。打電話約體育局的領導參加調解，體育局很不理解，“我們又不是被告，干嘛參加法院的調解？”我認準了一個理兒：只要能辦好案，不怕磨破嘴、跑斷腿。打電話不行就跑現場，跑現場不見再打電話，打電話約不到再跑現場……如此終于打動了體育局的領導，后者了解案情后同意參加調解。

　　審限到了，案頭的判決卻沒有下發，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調解書，體育局同意從救助基金中拿出30萬元以學校的名義補償給小吳治病，小吳的眼睛有救了！“張法官，謝謝你”，小吳還是那樣英俊清秀。老吳擎著調解書，像擎生命，巴巴望著我，只是哭卻什么都說不出來，我知道他這一次卻是喜悅的淚水……

　　心里一顆石頭終于落地，此時我又開始盤算：回頭應向各級體校發出司法建議，建議為運動員購買意外傷害險，不僅讓一個小吳不失明，還當讓更多的“小吳”得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