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輝煌歷程的訴訟?公私合營企業股票權益糾紛案審理始末
作者：陳和 發布時間：2007-08-31 瀏覽次數：1667
微風輕掠撩開塵封的記憶
這是一起關于股票權益的訴訟，這是一起關于歷史的訴訟，這是一起見證我黨輝煌歷程的訴訟。
事情的起緣要追訴到上個世紀。
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經歷了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采取多種方式由低級向高級展開的，分為三個階段。改造的第一階段的具體形式有: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第二階段是公私合營。個別企業的公私合營,是一種生產資料公私共有制。政府派出公方代表團, 與資本家共同組織企業的生產經營, 這是國家與資本家在企業內部的合作但資本家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仍很密切, 對企業的經營有較大的發言權。改造的第三階段全行業公私合營。這是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有決定意義的環節, 主要表現在兩點上, 一是專業公司, 它是國家專業性企業的管理機構,分屬政府有關部門領導,擔負著組織加工訂貨、安排生產、指導技術、實行生產改組和社會主義改造, 對職工和資本家進行教育等任務。一是定息制度, 即不論企業大小盈虧, 利潤多少,資本家的固定資產代價5%的息率付給定息。所謂定息制度, 這就是根據清產核資以后私股總額, 付給資本家固定息率的股息。1956 年2 月8 日,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對公私營企業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年利息率為1-6 厘,經過幾個月的實踐, 對定息辦法作了調整, 定為5 厘, 期限為7 年(1956 -1963 年), 后又延長了三年, 到1966 年9 月停止。資本家拿定息交出生產資料,盡管在法權上,他與生產資料有關系, 但企業的私股作為領取定息的息證以外,已失去了資本的職能。
在此歷史時期，1952年海安出現了第一家公私合營企業，即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根據相關史料記載，1924年，海安鎮韓寶宣等集資6萬銀元，在海安鎮楊家橋（現團結橋）邊創辦海安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每天下午5時或6時至夜間12時，為全鎮七八百盞電燈送電。1946年下半年，因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進攻，海安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停辦，1949年7月，海安鎮恢復電燈廠，名為海光電燈廠。1953年，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換發了恢復電廠后的正式股票。
斗轉星移，彈指一揮間五十多年過去了。
2003年3月，美、伊戰爭的濃濃硝煙，吸引著世人目光。然而，《揚子晚報》一則題為“48年前股權憑證現世”的短訊，卻引起了一位老人的注意，他當年也曾購買過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的股票。短訊中介紹的深圳市民張慶輝保存近50年的股權憑證，其4元的股金現值120萬的消息在老人的心里掠起了層層漣漪。
無獨有偶，2005年上半年，海安鎮居民王友蘭等人在整理先人的遺物時，也發現了一張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的股票，股票載明“
訴訟雙方關于歷史的對話
本案事實爭議的主要焦點是，被告供電公司與原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之間有無承繼關系。為此，法院三次開庭進行了審理。原、被告雙方圍繞爭議焦點進行了舉證、質證。
原告提供了海安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股票，證明該股票系顧友成的遺產；另外還提供了海安縣志、海安鎮地方志資料、1966年南通專區供電所電量供電分類表、江蘇省南通專員公署關于成立南通專區供電所的通知、南通專區供電所申請更換印監報告，證明海安縣電力工業發展的沿革關系，被告是海光電燈廠股票債務的承繼人。
被告的質證意見是，對上述證據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認為并不能證明主體的一個延續，也就是不能證明供電公司就是原來的電燈廠發展過來的。
被告向法庭提供的證據有：1、省政府的文件規定以及江蘇省行政管理局和江蘇省電力工業局（2001）180號文件，證明供電局已不存在，現在為供電公司。2、海發（76）147號文件，證明海安縣供電局在1976年成立，以前沒有供電局，只有海安供電所。3、（64）海人韓字第052號關于建立海安縣供電所等機構的通知，證明海光電燈廠是撤銷的，變電所是依法成立的，他們之間沒有承繼關系。4、資產移交表以及1957年4月帳戶明細表，證明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的資產移交給地方國營海安機械修配廠。5、國家財政衛文件的（79）財企字第11號關于合營企業股金股息是否退還問題的復函一份。同時，被告還提供了陳云同志的文章，解釋了海光電燈廠關閉后仍發股息，實際是采取扶持的方法。
原告對此的質證意見為，省政府的文件規定以及江蘇省行政管理局和江蘇省電力工業局（2001）180號文件，這是農村電力體制改革，與本案沒有關聯性。關于江蘇省電力工業局（2001）180號文件的附件涉及到南通供電局下屬有海安供電局，變更后的名稱是供電公司，能驗證原告提供的證據。海發（76）147號文件，因為與史料記載的內容時間是吻合的，也就是明確海安供電局與原有的海安縣供電所之間是一個承繼關系。（64）海人韓字第052號關于建立海安縣供電所等機構的通知，證明了海安供電所和變電所成立的時間，而撤銷電燈廠的時間以及成立變電所、供電所的成立時間是同一天，說明了兩者之間是有關聯的。物品移交是由海安縣人民政府決定的，僅僅證明對物品、資產的移交清單，不能證明電燈廠從此就變成了海安機械修配廠。國家財政衛文件的（79）財企字第11號關于合營企業股金股息是否退還問題的復函的內容是對湖南省財政局請示的復函，不具有普遍的適用，只是針對湖南的一個情況作的答復，且股票是合法財產，這個答復產生于文革的特定背景，與我國憲法相抵觸。同時認為，對股票是否返還是否兌現的問題，不能以陳云說的為準，不應當用陳云的文章代替法律。
訴訟中，原告申請的證人周友龍、王昌林、潘蘭芳到庭接受了質證。
……
原告：你手上有沒有原來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的股票？
王昌林：有的。
原告：是何時購買的？
王昌林：是1953年。
原告：股息怎么計算的？
王昌林：按8％，每年按分兩期，6月底、12月底各分一次。
原告：股息是你去找他要，還是主動送給你？
王昌林：我們去拿，一開始到海光電燈廠拿，后來到海安供電所拿。
原告：你股息拿到什么時候？
王昌林：1966年9月份。
……
被告：證人王昌林，你53年購買股票時，是海光電燈廠？
王昌林：是的。
被告：當時電燈廠是怎么運行的，是不是自己發電、供電？
王昌林：是的。
被告：后到供電公司時，有沒有發電對外供電？
王昌林：我不清楚。
被告：電燈廠是何時不發電的？
王昌林：我不清楚，何時變過去的，他們之間是什么關系我不清楚。
……
審判長：根據你講，你領股息是以8％拿的，整個拿紅利說法上有沒有變化？
王昌林：1956年之前就是股息，到1956年以后改為定息，一直領到1966年9月份，這期間都是定息。
……
證人潘蘭芳還出示
對于證人證言，原告認為，1、證人證言可以證明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從1953年發行股票以后，他們一直領取股息到1966年三季度；2、證人反映一開始到海安縣楊家橋這個地方領取股息，后到變電所領取，這說明股票的發行單位或股票的承繼人也一直對股票的持有人付股息，也表明電燈廠由變電所承繼。就潘蘭芳提供的證明，表明從1953年6月由電燈廠發行的股票全部的資料和帳目都在海安縣供電所，現在被告海安縣供電局處。
而被告則認為， 1、1953年證人購買股票時，海光電燈廠是自己發電來供電的。2、對海光電燈廠與海安供電所之間的關系，證人并不能說清楚。原告的分析是推論。就潘蘭芳提供的證明，這個并不等于說海光電燈廠與供電所就是一回事。
庭審中，原、被告雙方在多輪的辨論中發表了針鋒相對的意見。
原告：據海安縣志以及海安鎮地方志的記載，現在的海安縣供電局和供電公司就是原來海安縣供電局、海安縣供電所、電燈廠的承繼人，兩被告就是原股票發行單位的承繼人，應當向原告兌付股金的義務。
被告：海安供電公司和電燈廠沒有任何關系，在1961年時新成立雅周變電所，這個變電所不是電廠，1963年成立了海安變電所，也不是電廠，如果供電公司是靠電燈廠發展來的，就應當承擔義務，但供電公司與電燈廠沒有任何關系，就無法承擔其義務。事實上電燈廠由于設備落后而關門歇業的。請求法院依據法律規定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
原告：被告無論是海安縣供電局還是江蘇省供電公司海安縣分公司，他對這個股票以及原告所主張的財產份額有兌付的義務，他是原股票發行單位的承繼人，有歷史的聯系關系，他有義務返還財產。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撤銷時間是1964年，海安縣供電所成立也是這個時間，當時的職工、財產都是海安供電所承繼的，海安供電所以后變更為海安供電局。1963年或1964年海光電燈廠撤銷后的股息都是由供電所發放的，所以被告對返還財產、對兌付股息有法定義務。被告海安縣供電局變更為海安電力公司，兩被告之間有法律意義上的承繼關系，供電局在1976年就成立了，所以供電局應當承擔法定義務，毫無疑問應由供電公司承擔。股票是有價證券，應當受法律保護。對這個股票怎么看、怎么認定，不能以某個領導人的講話為準，應當以法律為依據。
被告：原告的祖父購買了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的股票，這是一個事實，但其祖父購買股票的單位已經關門了，這也是事實。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由于是靠自己發電向外供電的，這個技術的落后必然被大的發電廠所淘汰，在1963年電燈廠關門了，變電所成立了。股票的清算，已經證實到1966年9月份全部停掉了，這是按當時的政策進行運作的。電燈廠與供電公司是兩回事，海安供電公司不是電燈廠拿錢辦的，而是國家拿錢出來的。債務是隨著財產走，供電公司沒有得到電燈廠的財產，不可能去承擔他的債務。就股票、股息的問題，還應當按政策辦。
原告：股票的發行單位和現在要求被告之間的股票兌現單位的義務，這個關系是明確的，因為電燈廠不發電關門了，供電所雖然不發電，但不可能沒有法定義務。所有的政策所有的行政規章包括行政法規不可能與法律法規和憲法相抵觸，應當以憲法為主、以法律為主。
公私合營的歷史意蘊
庭審的展開，塵封的歷史被撩開了神秘的面紗。經對證據進行審核，并綜合分析了原、被告雙方的訴辯意見，海安縣人民法院確認以下事實：1953年，顧友成認購了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的股票一張，按照股票記載，顧友成認購了伍股，計人民幣（老幣）25萬元。股息（1956年后稱之為定息）按年息百分之八計算，每年兩次發給，從1955年開始領取至1966年第三季度結束。
1952年改為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的原名為海光電燈廠。
海安縣人民法院認為，海安縣供電局按相關政策被撤銷，其法人組織已不復存在，民事責任可由變更后的企業法人供電公司承擔。故原告再行訴訟供電局，已不符合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的規定。因此，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依法裁定，駁回了原告王友蘭等八人對被告供電局的起訴。
從原告王友蘭等八人的訴訟請求看，包含了繼承之訴和給付之訴兩項內容。就繼承之訴而言，繼承分為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繼承人的范圍為與被繼承人生前存在婚姻、血緣、撫養關系或是被繼承人遺囑直接承受遺產的人。而無論是供電局或供電公司，均非本案繼承法律關系中的利害關系人，在原告所主張的繼承法律關系中，兩被告的主體是不適格的。因此，八原告以供電局、供電公司為被告，以股票為訴爭標的，并以繼承這一民事法律關系主張權利與法相悖。
原告基于被繼承人死亡這一法律事實，取得顧正元、顧亞平轉繼承的權利，且顧正元、顧亞平死亡后，只要所有繼承人均未表示放棄繼承，應視為均接受繼承，繼承事實已然發生，遺產所涉之物權亦然轉移。在此基礎上，八原告要求被告供電局、供電公司承擔給付遺產中股票所記載權益的前提是，股票所記載的權益是客觀存在的。因此，無論是繼承之訴或給付之訴，確認本案訟爭標的之股票所記載的權益是否存在是訟爭雙方的焦點，原、被告雙方訟爭的法律關系實為股票權益糾紛。為此，法院依法向原、被告雙方進行釋明，但八原告仍堅持原來主張的法律關系不變。原告王友蘭等八人請求不當，依法應予駁回。但為減少當事人訟累，法院院對案件繼續進行了審理。
針對原、被告雙方訟爭的股票權益，法院認為，本案權益訟爭所涉之股票及相關事實，產生于我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并歷經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時期，因此，本案法律關系認定的關鍵在于客觀、歷史地對案件事實進行科學評析。
從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至江蘇省電力公司海安縣供電公司的沿革關系看，雖然被告供電公司提供了證據，證明原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的資產為其他單位所接受，但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的撤銷發生于1963年，正值計劃經濟時期，因此適用現在市場經濟時期民法理論中單位權利義務隨其資產轉移的相關規定是不適宜的。從目前證據上分析，被告供電公司雖未接受原公私合營海光電燈廠的資產，但其承繼了該廠的社會職能和義務，作為本案的被告是適格的。
同時，任何概念的具體含義均與相應的歷史時期相適應。股票作為權利人對相關企業享有的股權憑證，但本案訴爭所涉股票與目前公司法意義上的股票具有不同的意義。從形式上看，該股票的面額是按認購人所認購的具體數額填寫的，而非統一面額；從運行程序看，該股票不可以進行市場交易，且股票收益是固定的，并非隨股票的市場行情消長；從本質上分析，公私合營是國家對資本家、私營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私營企業業主認購公私合營企業股票，是公私合營的具體實施措施。公私合營企業的股票，由股票持有人按期領取定息到十年，系國家對股權人資產的贖買。十年期滿后，不再清退股金。
原告王友蘭等八人不服，向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理由是：1、原判將“繼承”或“返還財產”改為“股票權益”，定性不當；2、原判認定事實不清，一是股票是一種有價證券，其特征大致相同，本案訴爭之股票不論其是否屬于現行“公司法意義上的股票”，不影響上訴人行使法定繼承權。二是將原告所持股票定性為“資本家、私營企業業主認購公私合營企業股票”無事實依據。三是顧友成和陳正元合法擁有的股票遺產，不可能、也不應該在“文革動亂”期間滅失。
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確認，一審查明認定的事實屬實。
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訟爭所涉股票是按照政策規定參加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對于這種股票，國家財政部曾在（79）財企第11號《關于合營企業私股股息是否退還問題的復函》中答復：“關于合營企業中私股股金股息是否退還問題，經與中共中央統戰部辦公室聯系，他們意見，按政策規定原參加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是一律實行定息的辦法，定息發至1966年第三季度止，股金不退還。”因此，要案訟爭所涉股票并非目前公司法意義上的股票。按政策規定，這種公私合營企業的私股至1966年第三季度止，其記載的權益已不存在。上述答復雖然不是法律，但是屬于當時政策性規定，原審法院以此作為判決的依據并無不當。事實上，本案所涉股票的股息確系發放到1966年第三季度，說明該股票與財政部的規定相吻合，依規定股金不退還。故王友蘭等人起訴要求供電公司向其兌付股金，并依法確認其對該股票享有繼承權的訴訟請難以支持。原審適用法律不存在錯誤情形，《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五條規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本案中，上訴人不存在合法的民事權益，因此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至于本案的案由，因涉案股票權益是否存在是本案的爭議焦點，是發生繼承的前提，原審法院以“股票權益糾紛”作為本案的案由并無不妥。
綜上，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原審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審理程序合法，處理并無不當。
不能忘卻的記憶
回憶往事，是人們對歷史一份揮之不去的情結。縱然時間的流逝，可能會導致人們對歷史事件認識的偏差，但正視歷史、尊重歷史是今人應具的科學態度，忘記歷史、否定歷史就是意味著背叛。
股票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從經濟意義而言，股票是社會向經濟參與主體提供的一種金融商品，是由股份公司發給投資者作為入股的憑證，持有者有權分享公司的利益，同時也要承擔公司的責任和風險。本質上股票只是消失掉的或現實的資本紙制復本，它本身沒有任何使用價值，只表示因資本的供求關系而產生的一種權利，即按期取得一定收入的權力。與其他商品一樣，股票可以在交易市場上轉讓，股票價值的高低在公開市場上就表現為其市場價格的高低。從法律層面而言，股票是公民個人用于投資的憑證，是公民個人財產的物權憑證，其權利受法律的保護。
就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階段而言，在解放初期，股票市場曾被作為投機交易而被取締。改革開放以后，1984年，隨著新中國第一張股票??上海飛樂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誕生，中國才出現了現代公司法意義上的股票。
而本案所涉股票系產生于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公私合營企業股票，它是這一時期定息制度的產物，俗稱私股，實質是領取定息的憑證，其所記載的權益依期取消,當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利用的自然結果，因此與現行公司法意義上的股票不可同一而語。
放眼歷史長河，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是一個輝煌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列經典作家的“贖買”理論成為現實。
19 世紀70 年代, 馬克思在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倫敦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和阿姆斯特丹群眾大會的演講中, 曾談到英國有可能“和平地”進入社會主義。他指出:“正是為了便于過渡到社會主義, 保存極大的社會組織是很重要的, 如果(作為一種例外, 當時英國是例外) 環境會迫使資本家和平屈服,并在‘贖買’的條件下文明地有組織地轉到社會主義, 那就要給資本家付出較高的價錢,向他們‘贖買’,這種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許的”。恩格斯曾經指出: “我們決不認為,贖買在任何條件下都是不容許的,馬克思曾向我講過他的意見,假如我們能用贖買、擺脫這整個匪幫,那對我們是最便宜不過的事情了。”馬恩的這些科學理論,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的制約,無法付諸實踐。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他曾試圖在1917 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后以至1921 年,通過國家資本主義使俄國過渡到社會主義,因為俄國資產階級的頑固抵觸而未成功，而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理論在我國得以成功實踐。
在這一偉大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實現了前無古人的三大成功創舉，一是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后，依然保持“同資產階級的聰明，”“對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币环矫嫱窢帲硪环矫嬗滞鼒F結，經過既拉住它，又整住它的艱苦奮斗，開辟了通過跟資產階級的聰明而改造、消滅資產階級的嶄新歷史道路；二是立足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同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具體實際，適時推行由低級到高級的各種國家資本主義舉措，一步步地在“幫助”資本主義的同時，加強對資本主義的限制和改造，勝利導引了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遞升而改造、消滅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嶄新的歷史進程；三是把生產關系的改造同對資本家個人的改造密切結合起來，經過對資本家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正確的經濟政治安排，提高其政治覺悟，解除其后顧之憂，逐步使當事者對其所代表的生產關系的改變形成“自愿”，最終創獲了“階級消滅、個人愉快”的嶄新的歷史結局。
綜觀歷史，采用和平的方法，“使全國工商界如此興高采烈地來接受這一改變，只有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實踐，真正是人類社會演進中史無前例的第一次?！薄按蠼中∠锛t旗飛舞，鞭炮聲、鑼鼓聲不絕于耳，”這種歡慶社會主義改造成功的熱烈情形，將永遠定格于世界歷史的影像長廊。導引這一宏偉歷史進程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上述三大理論與實踐壯舉，也將同樣由于其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所做的劃時代的偉大貢獻，而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史冊上，熠熠生輝、永放光芒。（本文除被告，其余均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