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民事審判改革的發展，對當事人在程序控制權上的主動性要求越來越高，而新的訴訟改革制度層出不窮，又使當事人因陌生而無所適從，這時，法官的訴訟指引作用就顯得重要起來，釋明權制度因此而被適時引入。

法官釋明權最早是在大陸法系民事訴訟中出現的概念，其概念一般歸納為：在當事人的聲明和陳述不充分、不明確或不適當時，法官促使當事人作出適當的聲明和陳述、以及促使當事人舉證的職權。

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大幕是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悄然拉開的。當初改革的主要動因是法院案件多人員少，力量與任務的矛盾日益突出，想以此減輕法官及法院調查取證的負擔，因此改革的主要舉措是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后來隨著對問題認識的深入和改革所引發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改革的工作正似乎沿著強調當事人舉證----庭審方式改革----審判方式改革----審判制度改革----訴訟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社會制度改革的軌跡發展。按照筆者的理解，所謂的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不能再以19世紀初期的絕對當事人主義為模型，而應以現代社會的當事人主義為參照。徹底的當事人主義有時也可能帶來令人無法歡迎的后果，因此法院適當介入依職權對當事人主義進行一定的調整就成為必要，這種介入的權限就是釋明權。釋明權是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融合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內容的表現，是對辯論和處分原則的補充和強化，有利于實現程序正義所提倡的心證公開以及心證客觀化，體現了司法強制權對人權的尊重。各級法院在審判方式改革的過程中，依據本地情況也給當事人提供了舉證指導，也可以看作是法官在行使釋明權。特別令人感到興奮的是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通過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該規定對法官的釋明權作了較為直接的規定。問題是法官的釋明不能毫無限制的擴張到民事訴訟的任何階段、任何事項、任何方式，因為如果這樣的話，就等于又重新走上了我國職權主義的老路。我國設立釋明權制度，對法官進行釋明的方式、范圍、時機等作出規定，其實是一方面承認了我國的民事訴訟的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另一方面又在區分了法官的釋明和職權主義的情況下避免了重新走向職權主義的老路。

結合我國國情，筆者認為，我國法官釋明權的范圍主要包括:1、當事人聲明有不明確的，應予釋明。2、對當事人的不當聲明，應通過釋明加以消除。第一，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不適當；第二，訴訟標的不適當；第三，訴訟當事人不適當；3、證據材料不充分時，可以通過釋明令其補充。在現實生活中，由于當事人缺乏訴訟經驗，不懂得法律，在訴訟中往往不知道提供哪些證據材料來支持自己的主張，或者誤認為其所提供的證據材料已充分而沒有再增加證據材料，此時法官應行使釋明權，啟發當事人把不充分的證據材料補足。4、當事人忽略法律問題的釋明。另外，法官釋明權的行使只發生在以下訴訟階段:1、起訴與受理階段。2、審前準備階段。3、開庭審理階段。4、上訴階段。5、二審階段。6、再審階段。而且釋明權的行使要堅持探求當事人真意的原則和中立的原則。根據釋明權行使的階段不同來劃分，釋明權可分為：1、審前程序中的釋明；2、庭審程序中的釋明；3、上訴程序中的釋明；4、再審程序中的釋明等。

在我國，雖然法官的素質較以前有明顯的提高，但我們還不能認為我國法官普遍具備了較高的司法素質，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雖然開始了釋明權的建構，但該制度的完善注定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尚需要我們不斷的探索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