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信息時報》報道，近年來，法院對職務犯罪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1.38％遞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遞增至2005年的82.83％。去年，中央紀委、監察部等部門組成督查組,對河北、山西、遼寧、吉林、河南、廣東、重慶、四川、貴州、陜西10省市重特大安全事故責任追究的落實情況進行了重點督查。在檢查中，督查組發現，在重特大安全事故刑事責任追究中，適用緩刑比例較高；在刑罰執行中，假釋、減刑的比例也比較高。

“緩刑”的步伐之快，與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太協調，需要引起十分的重視。

對于貪污受賄、瀆職侵權、安全事故等職務犯罪適用緩刑和免予刑事處罰的比例如此之高，雖然不排除部分緩刑判決是合理的，但如此多的職務犯罪緩刑判決，畢竟是不太正常的現象。緩刑的濫用必然導致“三失”：一是讓法律失“威”。我們知道，法院判決緩刑的理由，主要是被告人確有悔罪表現、能夠主動坦白交代犯罪事實、積極全部退贓、適用緩刑不再危害社會等等。然而從現實角度來說，職務犯罪的被告人幾乎都能夠做到以上條件，他們只要在法庭上痛哭流涕一把，或者寫下幾十頁悔罪書，或者補交上與指控犯罪數額相同的贓款，就可以被法院鄭重其事地判處緩刑，就可以免受牢獄之苦。如此一來，法律對他們實在太寬容了。還有什么“法威”可言！湖南貪官文建茂犯受賄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4年。出獄當晚，文建茂在家放鞭炮辦酒席大肆慶祝。我們不能不說這樣的判決是對貪官的縱容。二是讓民眾失“望”。貪官歷來為民眾所痛恨，對于貪官的倒臺，廣大群眾是拍手稱快，然而如果最后卻是“緩刑”草草收場，讓民眾不覺只是形式而已，從經濟上無所損傷，“官官相護”必須讓群眾對這個政權感到失望。三是讓犯罪失“控”。如果貪官知法犯法、執法犯法，能夠從輕處理，適用緩刑，那緩刑制度就成了他們的避難所，誰還怕法律，有錢就敢撈，有利就敢上。特別對于那些政治無所圖的官員和年齡偏大的官員來說，還有什么能嚇住他，為了后代，為了巨大的利益，區區一個“緩刑”，能奈其何？

緩刑的濫用，必定會降低腐敗的成本，會助長貪官的氣焰。緩刑、免刑適用比例的大幅上升，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法律和監督的制約。如何遏止此種現象的濫用？一是法院要慎用緩刑，要規范判決；二是要加強監督。黨委、人大要加強監督，防止濫用緩刑；三是要實行公示制度。對于實行緩刑的案件，要對社會實行公示，聽取社會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