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13日《人民法院報》第5版“刑事審判”欄刊發了林振通同志的《陳某的行為如何定性》一文，對此讀者進行了廣泛討論，具體案情如下：劉某攜帶用報紙包裹的5萬元不慎丟失在公路上。陳某駕駛拖拉機從此路過,發現位于公路另一側且已經散開的報紙里有人民幣,即減速停車,準備撿拾。拖拉機靠邊停下時,已超過報紙包10米左右。這時，付某駕駛一輛三輪車駛來,恰好也發現了該報紙里的錢,并立即停車撿拾。陳某從拖拉機上跳下,見此情景趕忙向付某跑來,喊道：“那是我(丟)的錢!”付回答說：“你(丟)的錢我給你拾呢！”對話間,陳已跑到付跟前,一把從付手中將其拾起來的錢全部奪走,隨即棄車離開現場。此情形引起了附近目睹的姜某的猜疑,遂向公安部門報案,陳某由此案發。

對于陳某的行為之定性，有人認為構成搶奪罪，有人認為構成侵占罪，但是筆者仍然認為陳某的行為應當構成詐騙罪，并提出以下理由：

首先陳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筆者一再強調占有是一種事實上的支配或者控制，而這種事實上的占有或支配狀態是不以行為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當付某撿到錢的那一瞬間，付某就已經完成了對這5萬元的刑法上的占有，即對財物具有事實上或者法律上的支配力的狀態。對于筆者的這一觀點，包括林振通同志在內的很多讀者是認同的。那么其后陳某使用欺詐的手段使財物的保管人付某自愿的交付財物，完全是由于陳某詐騙的結果。至于搶奪：“陳某搶與不搶，他本是要交與他的，”陳某“一把從付手中將其拾起來的錢全部奪走”的行為完全是詐騙的后續行為，被詐騙所包含的行為。雖然他是從付某手中“奪”到的，但是他采用了隱瞞真相，使得付某沒有防備，而且還要把錢給他，在那時付某和外人也不會認為他的行為是搶奪行為。人們只是對他的拿錢方式感到懷疑罷了。陳某向付某稱：“這是我的錢”??隱瞞真象，付某稱：“你(丟)的錢我給你拾呢！”??付某已經有明顯的處分意思，陳某將錢一把奪走，這里面實際上包含了付某“不作為”的處分行為。得到錢的方式從本質上是以詐騙得到的。行為人之所以采取那樣的方式是因為怕別人發現他在撒謊，這樣他就不能得到該筆錢，而不是擔心付某反抗。另外付某在拾得的同時即占有了該5萬元，付某在陳說是他的錢時，付某說要拾了給他，因此，陳某在虛構事實的前提下，使5萬元的占有人付某自愿作出了處分的表示，雖然陳某從付某的手中奪走了錢，但付某自愿交出的意思表示在前，陳某“一把從付手中將其拾起來的錢全部奪走”的行為在后，這不影響陳某構成詐騙罪，由于付某已知道是陳某的錢(雖是陳某虛構但并不影響付某的主觀認識)并答應交出，當然也就不構成搶奪罪。

其次陳某不構成搶奪罪。搶奪罪是指以不法所有為目的，乘人不備，奪取數額較大的行為。就是說搶奪罪要求行為人必須乘受害人“不備”，也就是說受害人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被奪取財物的。本案中付某說“你(丟)的錢我給你拾呢！”就是意味著付某有將該款交付給陳某的主觀意志，陳某不存在乘付某不備奪去該5萬元的意圖，相反陳某奪取財物并沒有違反付某的主觀意志。在此付某是被動地交付財物。陳某的行為的整體性質是詐騙并非是搶奪；將陳某的奪走財物行為認定為是搶奪行為，沒有從整體上分析犯罪的客觀行為，奪走財物是本案詐騙行為的中一個客觀表現，是陳某詐騙的主觀意志支持下的動作。可見陳某的行為已經構成詐騙罪的犯罪構成，應認定為詐騙罪。至于后來林振通同志后來在《再談陳某行為之定性》一文中說的“按生活常識，付某還需與陳某核對遺失物的具體情況，如票面金額、數額、張數等,如情況不符付某有可能不歸還。如果是付某自動將5萬元交還給陳某，”筆者不敢茍同：我們從案情中可以看出，從付某檢到錢到再把錢交給“失主”陳某的時間很短，距離也很近：“已超過報紙包10米左右”，按一般人的正常生活思維方式在如此短的空間時間內是用不著核對遺失物的具體情況的；在日常生活中核對遺失物的具體細節的情況一般是在物品遺失事件比較長、空間比較大的情況下才有必要，比如通過發布懸賞廣告的方式尋找遺失物的情況下，才有必要核對遺失物品的具體情況。可見陳某不應構成搶奪罪。

再次陳某的行為也不構成侵占罪。侵占罪是指將委托代為保管的財物、他人的遺忘物或埋藏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拒不退還交出的行為。由此可見侵占罪的犯罪對象有三種：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他人遺忘物、埋藏物。那么無論是 “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還是“持有他人遺忘物、埋藏物”均屬于合法地持有的財物，如果是非法持有狀態，則不存在侵占罪的前提。那么我們可以將侵占罪的結構歸納為：合法持有+非法侵占。那么結合本案可見，陳某行為是不符合這一構成要件的，因為陳某所持的５萬元并不是合法持有的，所以可以排除侵占罪的適用。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得出結論：陳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而不應該構成侵占罪與搶奪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