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歷來是審判活動的首要內容，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以嚴刑酷法維護君主專制制度。

如，清同治9年（1870年）7月，南京發生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大案，總督被刺身亡，震驚朝野。刺客被判以謀反叛道罪，凌遲處死，并摘心致祭該督。刺客在南京小營被處死，監斬官是馬新貽之弟，他特制了利刀、鐵鉤，命劊子手以鐵鉤將刺客肉鉤下割碎，行刑達6小時之久，才剖腹挖心。刺客之子被閹割后，發配黑龍江為奴。

江寧地方審判廳成立后，依《大清新刑律》審理刑事案件，其刑罰雖有死刑，但廢除了梟首、閹割、戮尸、刺字等酷刑。

民國時期，江寧地方法院及首都地方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鴉片煙毒案件始終居于首位。例如，民國3年至12年，江寧地方審判廳總共審結刑事案件9337件，其中鴉片煙毒案占32％；民國22年結案6383件，鴉片煙毒案占64％，其中又以吸鴉片者為多，攜帶販運者次之。當時南京沒有建立戒煙機構，煙案再犯者很多。以江寧縣所屬的上新河為例，開燈吸食者占戶主40％以上，30歲的吸者占60％，煙館遍及各處。民國23年（1934年），根據民國政府《嚴禁烈性毒品條例》及南京市《肅清煙毒實施辦法》，江寧地方法院判決運輸海洛因犯余榮生、販賣海洛因犯周子珍被判處死刑。

盜竊、搶劫案件的數量僅次于煙毒案。盜竊案中，以扒手最多，江寧地方法院分析其原因所在：“首都大小車站及輪埠多，行旅繁，便于扒竊。”搶劫案則以搶劫米店為多，搶劫時間均在下午7時或8時許，此時米店已關門盤點，作案者少則二三人，多則四五人，先入者偽作兌換銀洋狀，隨即拿出手槍，取其銀錢而去。

排在第三位的，是妨害婚姻家庭案件。

新中國成立后，南京各級人民法院依法審理了大量的刑事案件，為鞏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作出了貢獻。“文革”期間，南京兩級人民法院受到沖擊并陷于癱瘓，刑事審判中出現了冤、假、錯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市法院成立刑事復查機構，逐步平反糾正了過去遺留的冤、假、錯案。隨著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全市的刑事審判積極投入“嚴打”斗爭，為經濟建設發揮了有力的保駕護航作用。